laoyija

这天局长喝醉了,在家里酣然入睡。秘书有些急了,他问局长夫人:“嫂子,局长下午能不能参加会议?他还要作报告呢。”局长夫人说:“这要看局长酒醉的程度。”秘书问:“怎么可以看得出?”夫人说:“稍等一下,就可以看出来。”
没过多少时候,只见局长醉熏熏地抓着夫人的手,往她身上摸,一边摸一边叫:“小姐,你的大腿好白呀。”一只大手又在夫人胸前一抹,“你好正点呀。来了四川妹,不想回家睡。只要搂着东北虎,宁愿不当好丈夫。来,陪我再唱支‘等到那太阳落西山沟,让你亲个够’。”
夫人甩开局长的手,扭头对秘书说:“看,醉得厉害,酒醉程度:重度厂
过了一会,局长又咕咕哝哝说:“你的事情,我记在心上了,咱们是啥关系呀,不过还需要研究研究,考虑考虑,你慢慢等着解决,啊?” . 夫人松了一口气,说:“中度,情况好转,正在慢慢清醒过来。”
秘书喜出望外地对局长夫人说:“嫂夫人实在是高,真是心理学专家啊。”
又过了一会,局长翻了一个身,“老婆,没酱油了?好,让司机小张把酱油、醋、调料各送一箱,开张发票不就成了?”
夫人看到这种情况,对秘书说:“情况已经大为好转,不出一刻钟就能醒过来了。”
又过了片刻,局长伸了个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呵欠,“老婆,你看中哪件套装了,下星期天我陪你去买,今天比较忙,实在是没空,对不起啊!”
夫人见怪不怪,扭回头对秘书说:“得了,想起来怎么糊弄我、对付我了,说明酒劲已消九成,马上要醒过来了,没问题,完全可以参加下午的会了。”
话音没落多长时间,只听得局长咽了口唾沫,润了润喉咙,声音纯正,娓娓动听地说了起来:“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把握灵魂,狠抓落实,做一个廉政勤政的好干部!好了,散会。”
随着一声长长的呵欠,局长悠悠醒了过来,见秘书正站在床边,喝道:“备车!”
鲁 钊

什么是教育？“上所施，下所效也”，叫“教”；“养子使作善也”，叫“育”。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关于教育本质的核心观点。如果从师德的角度来考察教育，则“上所施，下所效也”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教育者要有自己的职业原则，或者说要有德，即教育要通过“身教”来完成知识和“善”的传达，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我们不敢忘却。

　　

　　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并将这一传统视为社会文明进步之基。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所以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赢得社会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自开始走上艺术之路那天起，黄永玉就注定与猫头鹰有着不解之缘。目前所见黄永玉最早发表的木刻作品，是1942年他为儿童文学作家贺宜的作品《野旋童话》所作的插图，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猫头鹰》。
　　黄永玉看百科全书，知道一只猫头鹰一年大概可食一千只老鼠，为人类节约一吨粮食，故喜欢根据所画猫头鹰数量，题上“一吨”、“五吨”的字样。不过，他没有想到，喜爱画猫头鹰却两度引火烧身
　　第一次发生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时。


在此之前，黄永玉赴河北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空闲时他突发奇想，采取画配文形式集中创作一组“动物短句”（因当时他家住北京罐儿胡同，故后来出版时书名为《罐儿斋杂记》）。所画动物中，包括猫头鹰，其短句为:“白天，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我，夜晚我为他们工作。”这些闲情逸致之作，显露出黄永玉的机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发后，这些作品却被知情者揭发检举，指责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甚至还把黄永玉押至中央美术学院开会批斗。
　　然而，黄永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八年后，又一次的随意之作《猫头鹰》，再度引火烧身，且比第一次来势更为凶猛，处境更为险恶，前途也更加渺茫。
　　1973年，结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数年劳动生活，黄永玉回到了北京。此时，北京饭店在靠王府井大街位置修建了新楼，据各方回忆，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安排一批画家为北京饭店新楼进行美术装饰。对于被打入“另册”并息笔多年的这些画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机。黄永玉应邀前来，具体负责整座新楼的美术布展设计。同时，中央大厅将有一幅围绕四周的《新长江万里图》大画，由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和黄永玉四人负责。于是在1973年10月，黄永玉有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苏州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峡写生的旅行。

　　启程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随手在一个册页上画了一幅猫头鹰，风波由此埋下了伏笔:
　　老许拿出一本册页说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画家放在这里的，请他顺便约请朋友为他画点画。我那天因为在准备旅行的杂事，心情不安定，怕画不好。许说，你就随便来两笔猫头鹰吧!于是我就真的“随便地”来了这么一张以后要了我老命的、邵宇一个多月后拿来“进贡”的这幅东西……
　　临返北京的前两天，听到一点风声:北京正在开展一个“批黑画”的运动，且扩大到全国追查“黑画”，“由江青同志亲自挂帅”，其中主要的“黑画”是一张猫头鹰……
　　我听了之后居然一点都不在乎，还懒洋洋地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画猫头鹰的嘛!”
　　没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邵宇和“猫头鹰-”——小弹邵宇、范曾》）
　　“黑画-”按说主要是针对为北京饭店新楼创作的一些作品，黄永玉似乎不应被牵连其中，因为他的工作是负责整体布置设计，并不提供作品。个中缘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有机会看到了一批相关档案才了解到。1973年11月23日晚上，一个会议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召开:
　　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江青一伙豺狼对他的迫害却决不手软。9月起搞起所谓“儒法斗争”影射文章，把原来的“批林整风”扭转成“批林批孔”，对周恩来作残酷的“病床围剿”。但是还嫌不够生动，不够普及，不够响亮。如何不只在“理论”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艺术上作一些突破，成为他们迫切的心情。
　　在这个重要的小会上，邵宇提出了“黑画”问题。发表了相当长的一席“揭发”。首当其冲地被具体提出来的罪证，就是我在画家宋文治册页上作的一幅《猫头鹰》（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为他画的那张）。
　　邵宇的这一下无疑启发和扩大了“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想象力，取得重要的突破口。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谊宾馆的小会提出猫头鹰的“黑画”之后， 即积极进行全国性的“黑画”追查活动。（《邵宇和“猫头鹰-”——小弹邵宇、范曾》）
　　由此，“黑画-”大幕拉开了。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上海严厉批判《中国画》画册，这被认为是“黑画-”的正式开始:
　　《中国画》这本画册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由当时的外贸部门印制的一本出口画样本，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说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画面充满盎然生机。对此，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一场风暴很快吹到了北京。黄永玉回忆说，他的《猫头鹰》开始挂在“黑画”的第七位，但很快又挂在了第一位。一幅从非正式作品中搜集来的作品，竟成了100多幅“黑画”中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实出乎人们意料。
　　相关文化部门理所当然成了“黑画-”的“推动中心”，这就是国务院的“文化组”。需要说明的是，“文革”爆发后，文化部被“砸烂”而不复存在，此时国务院负责文化的部门名叫“文化组”。重新组建并恢复“文化部”名称，要到1975年1月四届-召开之后。“文化组”期间，担任组长的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但他同时也是北京市委负责人，因此，主持“文化组”日常工作的是副组长于会泳。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时，于会泳出任部长。“黑画-”正是发生在由“文化组”向“文化部”过渡的时期。
　　在卫胜的讨伐檄文中，创作《猫头鹰》的黄永玉被冠以“炮制者”，对他的批判极为猛烈和严厉，甚至他在“文革”前创作的“动物短句”，也被捆绑在一起予以批判。黄永玉回忆说，他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根据猫头鹰的习性而画。猫头鹰晚间捕食、活动，白天休息，但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就成了他“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明而惹火烧身。

著名作家沈从文26岁那年第一次登上讲坛，竟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呆了10分钟，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10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再也无话可说，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第一次登台，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为他的“可爱”大笑不已。
　　
　　著名学者、红学家的俞平伯，当年给学生讲授诗词，每每自己先唱读。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赞道：“好！”沉吟半晌无语，学生想要知道其所以好，他已开始唱读第二首。唱毕，又由衷地赞曰：“真好！”学生欲知其细节，终不可得。
　　
　　有一次，鲁迅先生讲到《红楼梦》，笑着问学生：“诸君喜欢林妹妹否？”一位学生大胆地站起来反问道：“请问，先生喜欢否？”鲁迅先生答道：“我可不喜欢林妹妹。”“为什么？”“我嫌她爱哭哭啼啼，小心眼儿。”学生都会心地笑了。
　　
　　梁启超先生文名扬天下，讲课也叫人称绝。他给清华大学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据说，先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听课的也深受感染。他记忆力非凡，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讲课时旁征博引，运用自如。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一敲光秃秃的脑袋，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望下背。
　　
　　章太炎先生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有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
　　
　　辜鸿铭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每次上课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要求虽严，但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闻一多，这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讲课有两个癖好。一是将早上的课调到下午黄昏时候上，认为这样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二是上课时往往抱着一大叠自己写的稿本，昂首阔步走进课堂，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也在讲台上坐下，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烟，打开来，对着学生笑一笑，绅士般地问：“哪位吸？”学生一阵笑，当然没人吸，他自己便点上一支，吸了后才开始上课。

植物造林的活动在我国由来已久。历代名人都很重视这一造福于民、惠荫子孙的事业，并躬亲实践，传为美谈。

　　楚霸王与桂树

　　楚霸王自幼爱树。相传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庄里看到一个老人持斧要砍桂树。楚霸王忙问缘由，老人说：“我家院子四四方方像‘口’字。这棵树长在院中，就成了‘困’字，不是很不吉利吗？”楚霸王听后，灵机一动回答说：“照你这么说，院中倒树留人，便成‘囚’字，如此更不吉利。”老人觉得楚霸王言之有理，于是放弃了砍树的念头。

　　诸葛亮与桑树

　　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种的八百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费的来源，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留给子孙的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令人不胜感慨。

　董奉与杏林

　　三国时东吴名医董奉医术高明，乐善好施。董奉隐居庐山期间，为贫苦百姓看病，从来不取分文，只要求病人病愈后按病情轻重，在他住所前后种杏树，重病者栽五株，轻病者栽一株。几年光阴，他的房前屋后竟有十万余株杏树。每当杏熟，董奉用来换谷米救济贫民，人们称这片杏林为“董仙杏林”，后人遂以“誉满杏林”称颂医家。

　　思乡植柳

　　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植于拉萨大朝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阴的故乡的思念。因此，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现在已成为藏汉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白居易与花木

　　唐代诗人白居易爱树如宝。他被贬任忠州刺史，年年都种植花木，并赋诗咏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他在《春葺新居》诗中又说：“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

　　王安石与竹、桃、柳

　　宋代改革家、诗人王安石对种竹、植桃、栽柳极感兴趣，赋有诗句：“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可见他对树木的热爱程度。

　　朱元璋与柿树

　　据《燕京时餐记》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家贫，经常挨饿。有一天，已经两天没饭吃的朱元璋走到一个村庄，看到一棵柿树正熟，就摘下了一些果子美餐一顿。后来，他当了皇帝，忘不了柿树的功劳，还念念不忘植树造林，于是下令有五亩至十亩地的人，要种柿、桃、枣；还下令安徽凤阳、滁县等地百姓每户种两株柿树，不种者要罚。从此，安徽等地广种柿树。

　　左宗棠与左公柳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二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1、羊肉去膻味：将萝卜块和羊肉一起下锅，半小时后取出萝卜块；放几块桔子皮更佳；每公斤羊肉放绿豆5克，煮沸10分钟后，将水和绿豆一起倒出；放半包山楂片；将带壳的核桃两三个洗净打孔放入；１公斤羊肉加咖喱粉10克；１公斤羊肉加剖开的甘蔗200克；１公斤水烧开，加羊肉１公斤、醋50克，煮沸后捞出，再重新加水加调料。

2、煮牛肉：为了使牛肉炖得快，炖得烂，加一小撮茶叶(约为泡一壶茶的量，用纱布包好)同煮，肉很快就烂且味道鲜美。

3、煮骨头汤时加一小匙醋，可使骨头中的磷、钙溶解于汤中，并可保存汤中的维生素。

4、煮牛肉和其他韧、硬肉类以及野味禽类时，加点醋可使其软化。

5、煮肉汤或排骨汤时，放入几块新鲜桔皮，不仅味道鲜美，还可减少油腻感。 　

6、煮咸肉：用十几个钻有许多小孔的核桃同煮，可消除臭味

7、将绿豆在铁锅中炒10分钟再煮能很快煮烂，但注意不要炒焦

8、煮蛋时水里加点醋可防蛋壳裂开，事先加点盐也可 　

9、煮海带时加几滴醋易烂；放几棵波菜也行 　

10、煮火腿之前，将火腿皮上涂些白糖，容易煮烂，味道更鲜美

11、煮水饺时，在水里放一颗大葱或在水开后加点盐，再放饺子，饺子味道鲜美不粘连；在和面时，每500克面粉加拌一个鸡蛋，饺子皮挺刮不粘连

12、煮水饺时，在锅中加少许食盐，锅开时水也不外溢 　

13、面条时加一小汤匙食油，面条不会沾连，并可防止面汤起泡沫、溢出锅外

14、煮面条时，在锅中加少许食盐，煮出的面条不易烂糊 　

15、熬粥或煮豆时不要放碱，否则会破坏米、豆中的营养物质 　　

16、用开水煮新笋容易熟，且松脆可口；要使笋煮后不缩小，可加几片薄荷叶或盐

17、猪肚煮熟后，切成长块，放在碗内加一些鲜汤再蒸一会儿，猪肚便会加厚一倍

18、煮猪肚时，千万不能先放盐，等煮熟后吃时再放盐，否则猪肚会缩得象牛筋一样硬

19、炖肉时，在锅里加上几块桔皮，可除异味和油腻并增加汤的鲜味 　　

20、炖鸡：洗净切块，倒入热油锅内翻炒，待水分炒干时，倒入适量香醋，再迅速翻炒，至鸡块发出劈劈啪啪的爆响声时，立即加热水(没过鸡块)，再用旺火烧十分钟，即可放入调料，移小火上再炖20分钟，淋上香油即可出锅；应在汤炖好后，温度降至80～90摄氏度时或食用前加盐。因为鸡肉中含水分较高，炖鸡先加盐，鸡肉在盐水中浸泡，组织细胞内水分向外渗透，蛋白质产生凝固作用，使鸡肉明显收缩变紧，影响营养向汤内溶解，且煮熟后的鸡肉趋向硬、老，口感粗糙。

21、炖老鸡：在锅内加二三十颗黄豆同炖，熟得快且味道鲜；或在杀老鸡之前，先灌给鸡一汤匙食醋，然后再杀，用文火煮炖，就会煮得烂熟；或放３～４枚山楂，鸡肉易烂

22、老鸡鸭用猛火煮，肉硬不好吃；如果先用凉水和少许食醋泡上２小时，再用微火炖，肉就会变得香嫩可口 　　

23、炖老鸭：在锅里放几个田螺容易烂熟 　　

24、烧鸭子时，把鸭子尾端两侧的臊豆去掉，味道更美 　

25、烧豆腐时，加少许豆腐乳或汁，味道芳香

26、红烧牛肉时，加少许雪里红，肉味鲜美 　

27、做红烧肉前，先用少许硼砂把肉腌一下，烧出来的肉肥而不腻，甘香可口 　

28、油炸食物时，锅里放少许食盐，油不会外溅 　

29、在春卷的拌馅中适量加些面粉，能避免炸制过程中馅内菜汁流出糊锅底的现象

30、炸土豆之前，先把切好的土豆片放在水里煮一会儿，使土豆皮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胶质层，然后再用油炸 　　

31、炸猪排时，在有筋的地方割２～３个切口，炸出来的猪排就不会收缩 　

32、将鸡肉先腌一会儿，封上护膜放入冰箱，待炸时再取出，炸出的鸡肉酥脆可口

33、煎荷包蛋时，在蛋黄即将凝固之际浇一点冷开水，会使蛋又黄又嫩

34、煎鸡蛋时，在平底锅放足油，油微热时蛋下锅，鸡蛋慢慢变熟，外观美，不粘锅

35、煎鸡蛋时，在热油中撒点面粉，蛋会煎得黄亮好看，油也不易溅出锅外

36、用羊油炒鸡蛋，味香无异味 　　

37、炒鸡蛋时加入少量的砂糖，会使蛋白质变性的凝固温度上升，从而延缓了加热时间，加上砂糖具有保水性，因而可使蛋制品变得膨松柔软 　

38、炒鸡蛋时加入几滴醋，炒出的蛋松软味香 　

39、炒茄子时，在锅里放点醋，炒出的茄子颜色不会变黑 　

40、炒土豆时加醋，可避免烧焦，又可分解土豆中的毒素，并使色、味相宜

41、炒豆芽时，先加点黄油，然后再放盐，能去掉豆腥味 　

42、炒波菜时不宜加盖 　

43、炒肉片：肉切成薄片加酱油、黄油、淀粉，打入一个鸡蛋，拌匀，炒散；等肉片变色后，再加佐料稍炒几下，肉片味美、鲜嫩

44、炒牛肉丝：切好，用盐、、酒、生粉(或鸡蛋)拌一下，加上生油泡腌，30分钟后再炒，鲜嫩可口 　

45、炒肉菜时放盐过早熟得慢，宜在将熟时加盐，在出锅前再加上几滴醋，鲜嫩可口

46、肉丝切好后放在小苏打溶液里浸一下再炒，特别疏松可口不论做什么糖醋菜肴，只要按２份糖１份醋的比例调配，便可做到甜酸适度 　

47、炒糖醋鱼、糖醋菜帮等，应先放糖，后放盐，否则食盐的“脱水”作用会促进菜肴中蛋白质凝固而“吃”不进糖分，造成外甜里淡 　

48、做肉饼和肉丸子时，一公斤肉馅放2小匙盐 　

49、做丸子按50克肉10克淀粉的比例调制，成菜软嫩 　

50、做滑炒肉片或辣子肉丁，按50克肉５克淀粉的比例上浆，成菜鲜嫩味美

51、做馒头时，如果在发面里揉进一小块猪油，蒸出来的馒头不仅洁白、松软，而且味香

52、蒸馒头时掺入少许桔皮丝，可使馒头增加清香 　

53、蒸馒头碱放多了起黄，如在原蒸锅水里加醋２～３汤匙，再蒸10～15分钟可变白

54、将少量明矾和食盐放入清水中，把切开的生红薯浸入十几分钟，洗净后蒸煮，可防止或减轻腹胀

55、牛奶煮糊了，放点盐，冷却后味道更好

56、放有辣椒的菜太辣时或炒辣椒时加点醋，辣味大减

57、烹调时，放酱油若错倒了食醋，可撒放少许小苏打，醋味即可消除

58、菜太酸，将一只松花蛋捣烂放入

59、菜太辣，放一只鸡蛋同炒

60、菜太辣，放些醋可减低辣味

61、菜太苦，滴入少许白醋

62、汤太咸又不宜兑水时，可放几块豆腐或土豆或几片蕃茄到汤中；也可将一把米或面粉用布包起来放入汤中

63、汤太腻，将少量紫菜在火上烤一下，然后撒入汤中

64、花生米用油炸熟，盛入盘中，趁热撒上少许白酒，稍凉后再撒上少许食盐，放置几天几夜都稣脆如初

65、菜籽油有一股异味，可把油烧热后投入适量生姜、蒜、葱、丁香、陈皮同炸片刻，油即可变香

66、用菜油炸一次花生米就没有怪味了，炒出的菜肴香味可口，并可做凉拌菜

67、炸完食物后的油留下一些残渣并变得混浊，可将白萝卜切成厚圆片，用筷子把萝卜戳几个洞，放入剩油中炸，残渣会附着在萝卜片上，取出清除残渣，再反复放入锅中炸，混浊的油可变清澈

68、炒菜时应先把锅烧热，再倒入食油，然后再放菜

69、当锅内温度达到最高时加入料酒，易使酒蒸发而去除食物中的腥味

70、熬猪油：在电饭褒内放一点水或植物油，然后放入猪板油或肥肉，接通电源后，能自动将油炼好，不溅油，不糊油渣，油质清纯

71、泡菜坛中放十几粒花椒或少许麦芽糖，可防止产生白花。

一次，记者请一位瑞典朋友到家里吃饭，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餐厅的灯光调得很亮，可那位朋友却向记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把灯关掉点起蜡烛，还说这样会更有情调。开始，记者很奇怪，两个男人之间为什么还要搞出“情调”，直到那位朋友讲述了“瑞典蜡烛”的故事，才明白，原来在瑞典人心目中，蜡烛的地位确实不一般。
对蜡烛的感情很深
　　瑞典的冬季长达半年，并且日照时间短，每年１２月，有很多地方几乎整日不见阳光。在没有电灯的年代，瑞典所有的家庭都会备有大量蜡烛，那时，蜡烛就像食物和水一样，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记者的那位朋友甚至开玩笑说，现在有资料介绍，瑞典由于黑天太多导致大量的人患上抑郁症，而如果当年没有蜡烛为人们带来光明，或许全瑞典人早就疯掉了。
　　现在，虽然电灯等照明设备已全面普及，但瑞典人仍对蜡烛不离不弃。有统计显示，仅有９００万人口的瑞典，却是世界上蜡烛年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很多瑞典家庭，不仅在每个房间都会摆有烛台，而且平均每个月就要用掉约５０支蜡烛。
　　记者的朋友说，瑞典人喜爱到室外晒太阳，享受自然；而在家里，人们则喜欢点上一支蜡烛，摇曳的烛光不仅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氛围，更是全家人其乐融融的体现。所以在重视自然和家庭的瑞典人看来，蜡烛和太阳同样重要。
点蜡烛很有讲究
　　瑞典人的穿着比较随便，但在使用蜡烛上，却一点也不马虎。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各种蜡烛专卖店几乎随处可见，而在百货商店、超市和杂货店里，也有专门销售蜡烛的柜台。
　　不同种类的蜡烛在使用上很有讲究。如果有哪家宴请客人，一般会准备一种直径约１５厘米、高５厘米的大蜡烛。这种蜡烛抗风能力很强，所以主人把它们摆在室外迎接客人，据说这样做也是为了使客人能更容易找到主人家。而与这种大蜡烛相映成趣的，是一种铝包的圆蜡烛，这也是瑞典人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每个直径有３厘米，高１厘米左右，一般用于室内。把几个这样的小蜡烛放在一个大烛盘里，全部点起来分外好看。如果是宴请比较重要的客人，瑞典人还会在室内点起很上档次的工艺蜡烛。
还能调节情绪
　　瑞典人偏爱蜡烛的另一个理由是调节情绪。瑞典的蜡烛样式非常多，有一种看起来就和真的雪球没什么区别，有人讲在夏天使用这种蜡烛，会使人们有凉爽的感觉。还有一种香味蜡烛，其中掺入了特制的胶水，还加入了各种天然香料，点起来会有阵阵的果香。据说，这种香味蜡烛还被瑞典的心理医师所使用，他们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推荐不同的香味蜡烛给患者配合治疗使用。
　　总之，在记者朋友的口中，“瑞典蜡烛”的故事几乎神了。他最后对记者说：“怎么样？要不你也试一试？”

被称为“方便面之父”的日清食品创始人安藤百富于2007年１月５日晚因心肌梗塞去世，享年９６岁。

    安藤百富１９１０年出生在中国台湾嘉义，原名吴富。

    安藤百富很小就失去了双亲，他的祖父经营着一家销售纤维和纺织品的绸缎布匹商店。“我那时一有空就跑到店铺去，看大人谈生意。我喜欢摸算盘，而不是整天跟书本打交道。”他说。

    在发明方便面前，安藤先后经营过服装纺织、贸易、机械制造、百货公司、制盐、信用社等各种行业。他早年在台北经营针织品生意，１９３３年到日本大阪经商，１９４８年创立日清公司的前身——中交总社食品公司。有人认为，发明方便面的人一定独具慧眼、苦心孤诣。事实上，安藤百富的这一发明算得上“被饥饿催生的灵感”。二战以后，日本食品严重不足，安藤百富偶尔经过一家拉面摊，看到人们顶着寒风排起了二三十米的长队，他不由萌生了一个念头：制造一种加入热水就能食用的速食面。

    １９５８年春天，安藤百富在大阪府池田市的住宅后院建了一个１０平方米的简陋小屋，充当方便面研究室。他找来一台旧制面机，然后买了面粉、食油和一个直径１米的炒锅，开始开发方便面。

    在经历多次失败后，安藤从妻子炸“天妇罗”日本传统油炸食品，用蔬菜、虾等裹上面粉下油锅炸成　中得到启发，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５日，世界上第一份方便面“鸡肉拉面”正式上市。从此安藤百富开始了自己新的事业，时年已４８岁。当年年底，安藤创立日清食品株式会社。

    年过九旬后，安藤百富仍不肯闲下来。他说，方便面就是自己的命，“每天都要吃，琢磨新点子”。据说，即使到了晚年，安藤对日清公司推出的新产品都要亲自品尝鉴定一番。

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叫“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说的是他自己，而这个辞修，指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他出身于保定军校，后来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军队里面，从一介炮兵连长成长为高级将领。到了晚年，他官至国民党的副总裁和蒋介石在台湾政权的“行政院长”、“副总统”，可谓权倾一时。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的岁月里，他是少有的最能获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之一。陈履安是陈诚的长子，今天他要回顾的，就是他的父亲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杀陈诚以谢天下”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一败再败。这一年，蒋介石将陈诚派到东北战场，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意图夺取整个东北。陈履安说，这是他的父亲陈诚无法推卸的一次任命，也是这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毕生最后一次指挥军事作战。

    陈诚在东北连吃败仗，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元气大伤。陈履安说，那时，国民党内的舆论一致声讨陈诚的败绩，甚至有人提出，应该“杀陈诚以谢天下”。在被迫离开东北之时，陈诚已经是贫病交加。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陈诚去往台湾。１个月之后，１１岁的陈履安随陈家的老老少少一起也从上海飞抵台湾，与父亲团聚。

    陈履安介绍当时的情况时说，台湾本来是一个相安无事的地方，父亲是来养病的。结果一到台湾，大陆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特别快。

    在１９４８年的年底，就得到消息，要我父亲做台湾省主席。蒋介石来电说，这是命令，你非接不可，这样我父亲在１９４９年的１月５日接了台湾　省主席。

    蒋介石最信任的人

    就在陈诚接到“台湾省主席”任命的几天之后，１９４９年元旦，蒋介石发布了“求和”的文告，宣布下野。陈履安说，根据父亲的回忆，蒋介石是早已注意到了隔着海峡的台湾，并且准备把这里作为国民党军队最后的据守地。而陈诚之所以会去台湾，也是源于蒋介石的这种安排。

    东北之战，陈诚几乎身败名裂，可是蒋介石依旧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开辟最后退路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陈诚。陈履安说，他的父亲始终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

    据说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二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在大陆时期，飞黄腾达的国民党人不是蒋介石的门生，就是他的同乡，至少是对他绝对忠诚的人。唯有陈诚三者兼备。

    除了这三个条件，陈诚还和蒋介石有着另外一层特殊的关系。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了陈诚。陈、谭结合，使陈、蒋之间不仅有同乡、黄埔的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的关系。

    陈履安说，每次父亲陈诚与蒋介石意见相左，只要蒋介石作了决定，陈诚总是默默执行。此外，陈诚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代蒋受过。因为这一点，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抗战胜利之后，陈诚成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大溃退

    早在１９４６年，蒋介石巡视台湾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台湾尚未被共党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那时他尚未料想到有一天他要在台湾度过最后岁月，但是他却看到了台湾的重要性。以至于后来蒋介石在一篇报告中说：“就算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

    蒋介石如此看重台湾，这让时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感到重任在肩。陈履安回忆说，那时首先要解决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问题，遵照蒋介石的建议，将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６００万人口，到了１９４９年初，短短３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１００多万。此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陈诚，正面临着抵挡不住的迁徙人潮。１９４９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

    为了避免经济方面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蒋介石又命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陈诚为此亲力亲为。两个月后，货币稳定了。

    １９４９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就已经开始。在１９４９年，进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来自四面八方，也来自各个系统。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

    陈履安说，父亲很清楚，这是一件犯众怒的事情。但是，这一举措最重要的效果，就是避免大陆时期国民党将领拥兵自重、各领山头的情况出现在台湾。据统计，１９４９年前后，国民党运送到台湾的军队超过６０万，民众高达７０万人。

    陈履安回忆说，在父亲的晚年，他回顾起当年初到台湾的往事，总会提起他实行入台管制时的一幕情景。１９４９年，在台湾基隆港边，很多人的船抵达了港口，但是不能上岸，只能原船回头。这幕情景在陈诚的记忆里永难忘怀。

    “陈诚伯”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两点，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飞往台湾，由此开始了国民党政权偏安于台湾的岁月。这时，陈诚已经在台湾完成了初步的金融改革，稳住了局面，为国民党政权自大陆撤退提供了一个安身之地。

    就在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往台北之时，陈诚在台湾一项最重要的施政还在进行当中，那就是土地改革。１９４９年２月，在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对农民实施减租政策，用以安定农村。

    １９５０年３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成为“行政院长”。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１９５２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将地主的田地以合理补偿的方式分配到农民的手中。

    台湾民间也因此对陈诚个人抱有好感，即使在陈诚离世之后，也常有农民到陈诚的墓前拜祭，把陈诚称为“陈诚伯”。

    裂痕

    早在１９４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时，他就考虑好退路，一方面他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同时又把自己的长子蒋经国任命为国民党台湾党部的书记。那个时候，蒋介石通过中央银行向台湾运送黄金等重要物资都是在蒋经国的安排之下。

    陈履安说，父亲早已知道，蒋介石虽然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也早有意将继承人的重任交给蒋经国。陈诚曾经回忆说，对于那时的蒋介石而言，他只有两件最重要的心事，除了“反攻大陆”之外，就是传位于子。
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陈诚曾和蒋经国一起负责国民党的改造。１９５０年３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１９６０年，蒋经国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国防部”的副部长。

    陈履安说，经国先生始终没有说跟我父亲之间有什么不愉快，我父亲从来也不提。我父亲的性格是这样，你不交给他管，他就不管，也不过问的。国民党七中全会发生过一件事情，很多在党政高层的，跟我父亲都有点关系，结果那次的中央委员，２５个人改成１６个人，把和我父亲有关系的人全拿下去了。我父亲也不做声，就过去了。九中全会时，有一件事就令父亲很生气了，这时他还是“行政院长”，当时他的部长是李国鼎，还有陶声洋，居然都没有做到中常委，他非常不愉快。那个时候就是经国先生在主动安排一切。我父亲一直觉得他跟经国先生好像有敌对的。但事实上，在政治上，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离开，人家就上不来，你就变成一个目标了。哪怕经国先生不把我父亲当目标，他底下的人也会迫不及待地要推开他。

    因此父亲就说要退，他不做了，辞职，蒋介石　又不让他辞。这是他心中的一种苦闷。

    陈诚之死

    １９６３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１９６３年秋天，陈诚在一篇日记当中写下了他的两个梦。第一个梦，是他梦见自己率领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陆后激战北上，却陷入了中共军队的层层包围当中，急迫中他惊醒了；过一会儿他再度入睡，又陷入了另一个梦境，这个梦里边，他带着国民党军队一路攻城略地。有一次他出营巡视，却被民众包围住，民众向他要东西，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想掏钱，结果口袋里竟然一无所有……
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

    １９６５年３月２日，台湾中央社发布了陈诚病危的公告。３月５日，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６８岁。
陈履安说，我后来问他，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说国家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他留了个纸条给我，他要我写几个字——“陈死火葬，以不占地为原则”。我写了下来，给了我母亲，但是那时候的环境是不可能那样做的，所以还是找了地安葬了。

    陈履安还记得，在举行父亲葬礼的那一天，前往台北市殡仪馆吊祭的民众络绎不绝。在那一天，好多从中南部来的老农民跪在地上哭，哭了不走。俞大维原台湾“国防部长”　很感慨地讲了一句话，他说辞修在衡阳街下车，我们将来在哪里下车﹖不知道啊。

著名老报人陶菊隐于“文革”十年间，秘密写作《袁世凯真相》——

　　袁世凯作为一个政客、军阀，为人狠毒和功利，从登州投军到位极人臣，再到逼清退位，以及最后倒行逆施，恢复帝制，直至最终撤销帝制，撒手人寰，他的一生，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最真实的写照。

　　本篇撷取了冯国璋、梁启超、张一麟一一被袁世凯蒙骗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

　　1915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向袁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袁世凯的总统变皇帝的连台大戏自不便公开表演。等到对日交涉以接受亡国条件而告一段落，袁世凯认为日本政府收了这笔厚礼，不会出头来干涉他做皇帝了，因此帝制运动旧调重弹，且有急起直追之势。

　　日本报纸的耳报神真快，首先把中国将恢复帝制的消息揭露出来。袁世凯看了这段译文，立即发表谈话说：“辛亥革命初起时，清室愿意让位于我，我坚决不肯接受。我如乘人之危取而代之，便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勉强出面来担负艰危之局。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我已牺牲了自己，岂忍再遗祸子孙!”

　　进步党首领梁启超非常关心这个谣言。虽然他和进步党已被打入冷宫，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只要袁世凯不做皇帝，不论做独裁总统也好，做终身总统也好，他们都愿为袁世凯继续效劳。梁启超知道由共和倒退到帝制，是逆潮流而动，必将自取灭亡。他和某些人一样，认为袁世凯不会真想做皇帝，而是想做一个皇帝化的总统。但他记起袁克定对他说的一席话，却又不能不引起疑心。原来，这年年初，他接到袁克定的一张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他如时前往，一眼看见只有主人和杨度二人在座，别无其他客人，就不免感到惊疑。袁克定满面春风地迎接他说：“卓如先生，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谈天。”接着，他们坐下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漫谈中外古今，渐渐谈到政治问题。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追“近来外面舆论都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问得突然，梁启超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愣了一会，才结结巴巴地说：“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梁启超对政治是很敏感的，他把袁世凯的话和复辟之谣以及袁世凯的一切措施结合起来加以观察，就肯定袁家父子正在搞帝制自为的把戏。他急忙去南京看冯国璋，想从冯国璋的口中探听北京的政情内幕。

　　冯国璋是应袁世凯之召前来述职的。原来，对日交涉屈服后，袁世凯打算召集各省将军晋京举行一次大规模军事会议，公开宣布划分军区以及废省改道等计划。此时又有狗头军师提醒他：“现在正当筹备开国大典的时候，应使将士归心，废督废省等问题还是以缓提为妙。而且，中日交涉解决不久，如果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可能引起日本误会，带来新的麻烦。”袁世凯听了这几句话，又像冷水浇背一样，于是改变计划，分批电召各省军人来京述职，借以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冯国璋一连见袁世凯三次，袁世凯待他特别亲热，每次都同他共进午餐。冯国璋谈到外间关于帝制问题的许多推测。袁世凯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也不是无所本的，往日暴民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也曾流露过愿意退归田里或者还政清室；近来新约法颁布，其中有总统得颁授爵位的一条，有人又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预兆。我早就感觉到，五族权利一律平等，既然满、蒙、回、藏各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享受同等权利呢?授爵条文对各民族都应不加限制，我一定要做到一视同仁。可是，为了避免误解，目前我不打算授给汉族以爵位。”

　　冯国璋想说几句话，可是没有机会开口。袁世凯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直说。现在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至于为儿孙，我的大儿子身带残疾，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叫他们担负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灾祸留给他们。当然，皇帝可以传贤而不传子。现在总统也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总统不也是一样的吗?”

　　冯国璋急忙挡住袁世凯的话头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总统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世凯把眉头紧蹙了一下，似乎要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万一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袁世凯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使冯国璋将信将疑。他去找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麟把袁世凯所讲的话照述一番，并且问张一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位苏州才子在小站练兵时就做袁世凯的文案，参与机密最久，跟冯国璋的私交也很深。他说：“有是有这一回事，有人想做开国元勋，鼓动老头子做皇帝，但是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可以信得过的。”

　　冯国璋把以上谈话都转告了梁启超，于是两人同下结论说：“仲仁的话是信得过的，老头子不会这么傻!”

　　梁启超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往来，因此袁世凯、冯国璋二人的谈话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帝制之谣便又突然沉寂下来。

　　秘密设立筹安会

　　袁世凯有两个外国政治法律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这两个人都是袁世凯用以推行帝制运动的开路先锋。袁世凯为什么要搬出这两个外国宝贝来唱开台戏呢?这是因为：一个宝贝是美国人，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可见中国确有取消共和之必要。一个宝贝是日本人，日本为君主立宪制的强国，日本法学博士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更可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1915年8月，古德诺将要回国的时候，袁世凯授意叫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化的第一声。

　　这时，就有善观风色的政客，秘密呈请改行帝制，袁世凯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袁世凯叫杨度授意徐佛苏等先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并且网罗一批大名流参加，先为帝制运动制造舆论。袁世凯对任何重大问题，自己从不出面，叫杨度授意可以不落痕迹。袁世凯叫杨度只做幕后人，不要抛头露面。但是，杨认为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如果隐身幕后，将来做不了开国元勋，充其量不过是一名跳加官的小角色而已。

　　袁氏父子都想拉拢几个大名流，挂出“学术团体”的招牌，以便欺骗国人。杨度则想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为抢夺头功，立即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寿田转呈。袁世凯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长匾赐给杨度，并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但仍无叫杨度出场露面之意。

　　杨度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知名之士，才能使袁世凯满意。他找到了孙毓筠、胡瑛、严复、刘师培、李燮和五人。这些“知名人士”，有的是杨度的老朋友，有的是被杨度硬拉过来做他的帮手的。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宣言把“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都归罪到人民自己的头上。接下去援引拉丁美洲各国内战不停的恶例，以证明共和制不善。然后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作为一块金字招牌，认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于是宣言论证说：“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宣言又把笔锋一转说，他们组织这个学术团体，“以筹一国之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己见，以尽切磋之议”，希望“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

　　在发表这个宣言的同时，他们六人还联名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派遣代表到北京，共同研讨国体问题。但是，他们不等各省代表到来，即于8月23日在石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并自行决定以杨度为理事长。

　　假共和之名 行专制之实

　　冯国璋回到南京不久，活灵活现的帝制机关“筹安会”公然宣告成立。冯国璋打电报问张一麟，张一麟只好承认他自己消息不灵通，事前毫无所闻。冯国璋不禁跳起脚来发火说：“老头子真会做戏!他哪里还把我当作自己人!”

　　宣言发表后，各省将军、巡按使看出这个团体的后台老板就是袁氏父子，因此纷纷派代表到北京，并且填写志愿书加入该会。于是这个学术研究团体进一步成为表决国体的团体，发表了主张“君宪”的第二次宣言。这个宣言虽是满纸胡说，但在字里行间却也暴露了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对他的实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国会，废除旧约法，颁布新约法等罪行，作了货真价实的供状。

　　该会原拟组织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参政院)举行变更国体的请愿，以示此举出自真正民意，但因参政院已定于1915年9月1日开会，所谓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于是他们采取了偷工减料的速成办法，指使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都由该会代为起草。1915年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从筹安会成立到组织请愿，为期不到十天，像这种高速度的“改革政治运动”，古今中外尚无其例。

（一）
    1903年我祖父馮國璋在保定陸軍速成學堂任督辦時，一次一個滿族貴族學員在校外宿娼并吸鴉片而無人敢管，我祖父得知后，立即親自帶人前往，當場抓獲，將人及煙具一并帶回學堂。此學員仗其貴族之勢，口出不遜，祖父大怒，將軍帽力擲于地，說："我寧可不做此官，也要嚴明紀律！"遂用軍棍奮力責打，以致軍棍折成兩段，交將此學員開除學籍，驅逐出校。全校師生深受教育，無人再敢違反校規。
   （二）
    我祖父在南京任職時，傳說袁世凱要做皇帝。我祖父為此專程到北京當面問袁世凱，袁佯做驚異地說："絕無此事，純屬謠言！我的長子袁克定是一殘廢人，二子克文是假文人，都是無用之才。假如我做了皇帝，傳位給他們，不是立即完蛋嗎？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呢？不要聽信謠言，我絕無做皇帝的打算。"我祖父立即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讓他們辟謠。不久，專管文書的官員向我祖父請示："北京來的公文日期改為洪憲元年，我們如何回文？"祖父聽了勃然大怒，連呼"我上當了！"　　　　　　　　　　
    軍閥綽號趣聞
    馮國璋的綽號是“糊涂將軍”。有一件事足以說明馮國璋的糊涂程度。袁世凱為了控制他，將自己的家庭教師介紹給他，馮國璋與這位家庭教師結婚后，他的一言一行都被這位如意夫人密報給袁世凱，而馮國璋直到死，還不知內情。

 

京剧，又叫京戏、国剧，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活动，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当选，从此，他们四人就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名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旦角的地位，对京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梅、尚、程、荀四人在艺术上各树一帜，雄踞舞台，表演唱腔精益求精，并各有独自剧目、师承及传人，四大名旦也成为京剧界的一个传奇。

梅兰芳：

夙愿未了身先去

梅兰芳在解放前已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他的“梅派”艺术以“少而约、静而动”的特点开创了京剧艺术高峰。梅兰芳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解放后又追随时代潮流，捧出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和厚爱。

前苏联是梅兰芳早年留有美好记忆的国度。他在北京寓所书桌上的一尊列宁塑像，是当年从莫斯科携回的，陪伴了他30余年。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中国组织了劳动者友好代表团去参加盛大纪念活动，梅兰芳也是团员之一。他到莫斯科后引起一番轰动，代表团应邀去大戏院观摩歌剧，当东道主介绍来宾梅兰芳的名字时，剧场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呼喊起“梅兰芳”的名字。1957年夏天，瑞典舞蹈协会主席海格尔受国际舞蹈协会委托，专程来北京授予梅兰芳一枚荣誉奖章，他是全世界获得这一荣誉的第十四人。

从1960年起，梅兰芳打算正式排演根据《柳毅传》改编的《龙女牧羊》，他和剧作者先后认真交谈了十余次，并从剧情到表演都做了仔细研究和设计。但从这年初冬起，梅兰芳就因长年劳累而感到身体不适。翌年六七月间梅兰芳终因难以支撑住进了医院，经医生诊断系突发性心脏病。8月8日，梅兰芳病情突然加重，遽然去世。中国剧坛上一颗巨星陨落了，这年他才68岁。

尚小云：

十年蒙难心力瘁

1966年5月间，尚小云一直在为编演革命现代京戏《秦岭长虹》以及改进戏校教育而奔走。想不到的是，6月1日，林彪、康生等人炮制的大动乱宣言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台，戏校就和全国一样炸开了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砸抢”随处可见，尚小云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遭到关押批斗。那些黑白颠倒、莫须有的罪名像脏水一般向他泼来。尚小云几次被拉到西安市中心，被野蛮地挂牌游街，而且他的家多次被抄，门被糊上了封条。夫人和儿子也受到牵连，同他一起被关进“牛棚”，每人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

最痛心的是，尚小云多年集藏的《九宫大成》、《集成曲谱》、《遏云阁》等大量关于戏曲、诗词、历史的古籍，都同其他财物一起被红卫兵抄走，顷刻之间荡然无存。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尚小云获得“解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但8年的折磨，彻底摧残了他本来健壮的体魄，各种疾病向他袭来，先是全身伤痛，继而左眼失明。

1976年春的一天，尚小云在家中突感身体不适，原来是心脏病发作了，家人赶忙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但已经晚了。4月19日，因医治无效，一代艺术大师尚小云就这样悄悄离开了人世。1980年10月30日，北京各界人士在为尚小云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人们纷纷对他表示怀念之情。令人欣慰的是，尚小云虽然去世了，但他所创立的“尚派”艺术后继有人，至今仍为菊坛瑰宝。

荀慧生：

孤单告别人世间

建国之后，荀慧生出于对新中国戏曲事业的挚爱，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之余，仍热心传艺授徒，以求京剧艺术后继有人。除了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等处兼职授课外，荀慧生还于各地演出时发现好苗子随时加以指点，被他提携的优秀演员不计其数，有童芷苓、吴素秋、李玉茹、孙毓敏、刘长瑜、宋长荣等人。宋长荣于1961年拜他为师，可谓关门弟子。荀慧生向他们授艺，几乎是逐句逐段讲戏，一招一式示范。由于他的倡导，中国戏校曾开设练字学画课程，他专门讲授戏理与画理相通的道理。1966年暮春，神州大地已呈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告别戏坛三年后，荀慧生在家中精心绘制了一幅青山绿水图。画面上山峦起伏处江流环绕，蓝天碧水间桃红柳绿，这满幅的生机寄托着他对祖国大好江山的爱恋。但仅隔二三个月后，先是田汉、周信芳等老友纷纷中箭落马，随后，荀慧生也在戏校大字报上“榜上有名”，被扣上“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

尽管荀慧生很虔诚地检讨自己的艺术观点，但1966年的8月23日上午，他还是被带到北京孔庙的市京剧团加以批斗。荀慧生亲眼目睹老舍在遭凌辱时绝望的眼神，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夜晚，荀慧生拖着伤残的身子回到家里，家中已一片狼藉。第二天，他又被勒令去劳动改造。艰苦的劳动改造摧垮了荀慧生的身体。1968年，荀慧生的心脏病发作，但他不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且还被勒令继续写“交待”材料。12月26日，一个阴冷的日子，一代大师荀慧生病故于北京，终年68岁，当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

程砚秋：

鞠躬尽瘁殉艺术

解放后，面对国内戏曲百花园万紫千红的局面，程砚秋也不甘人后地要为之增色添彩。1952年10月，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程砚秋献出了自己的成名作之一《三击掌》，并获得荣誉奖。

1956年，他拍摄完成《荒山泪》一片，表现了他追求艺术的决心和毅力。可惜，这是他最后的一次艺术创作。

1957年春天，程砚秋正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大赛即将拉开帷幕，作为评委之一的程砚秋也将出席。

这时，正好周总理也在那里访问，所以两人见面后，总理便关切地问：“砚秋同志，你为什么还没入党呀？”程砚秋答道：“我最近已递交入党申请书，但是缺点太多了。”谁料周总理却一连串地摆出了他许多先进事例，并严肃地表示：“砚秋同志，如果你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回到北京，贺龙元帅知道后也托人捎话，愿做他的第二入党介绍人。

1958年新春伊始，文化部领导约程砚秋谈话，把率领中国艺术团赴法参加国际戏剧节的重任交给他。

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戏剧艺术，程砚秋抓紧安排团员编排一些精彩剧目。

当他突然昏倒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时，大家才知道他早已患上严重的心脏病。1958年3月9日，程砚秋的心脏病又因突发性梗塞加剧，仅几分钟便夺去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当时他年仅55岁。

 

竞选成功

1860年，林肯与美国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道格拉斯竞选总统。

道格拉斯倚仗财势，专门准备了一辆竞选列车，还在车后安装了一门礼炮，所到之处，都要鸣炮32响。然而，竞选的结果却是穷小子林肯击败了大富豪道格拉斯，当上了美国第16届总统。

林肯为什么在竞选中获胜呢？

原来在竞选中，林肯始终坐着一辆耕田用的马车，深入选民中，亲切与选民交谈。他在竞选演讲中，每次都说：“如果大家问我有多少财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妻子和三个女儿，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个租来的办公室，室内有桌子一张、椅子三把，墙角还有大书架一个，架子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我实在没什么可依靠的，我惟一的依靠是你们！”

林肯这番诚实而幽默的话打动了选民的心，因而竞选成功。

估计兵力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次，一位下属问林肯总统，南方军在战场上有多少人。

“120万。”林肯立即回答说。

这个数字远远超出南方军的实际兵力。望着周围一张张充满惊诧和疑问的脸，林肯接着解释说：

“每次我们的部队失利的时候，我们的将军们总是对我说，敌人的兵力至少多于我们三倍，目前我军在战场上有40万人，所以南方军有120万，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林肯一句幽默的回答，就委婉地批评了将军们的不实之辞。

泄怒的妙法

林肯的“永远不会寄出的信件”，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幽默而巧妙的泄怒方法。

一天，林肯的一位朋友，义愤填膺地向林肯述说另一个人的无理。林肯听后不平地说：“你马上写信去痛斥那个不讲道理的、可恶的家伙，然后再与他断交。”

那位朋友当即写信，把那个人淋漓尽致地痛骂一顿。信写好后朋友把信交给林肯看，林肯看也不看就把它撕了，并且笑着说：“我写过许多这样的信，但我从不寄出，因为不能去伤害他人！”那位朋友的满腔怒火已经从信中发泄出去了，又听了林肯的忠告，心情也就完全舒畅了。

妥协的爱情

林肯长得奇丑无比，可他的夫人却长得漂亮清秀，且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他们于1842年结婚后，林肯夫人经常对林肯无端指责，甚至无聊地说林肯走路难看，脚步呆直，两耳竖立，嘴像猩猩等。她常常抱怨不停，且声音高亢，搅得四邻不安。而林肯总是宽大为怀，妥协忍耐，从不与其争吵。实在不行，就溜之大吉，躲到无人知道的小旅店去过夜。看来，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领袖名人，妥协都是用来维护爱情的妙招。

忍耐15分钟

林肯的妻子做了总统夫人后，脾气愈来愈暴烈。她不但随意挥霍，还常对人大发淫威，一会儿责骂裁缝收费太多，一会儿又痛斥杂货店的东西太贵。有位吃够了总统夫人苦头的商人找林肯诉苦。林肯苦笑着听完商人的诉说，最后无可奈何地对商人说：“先生，我已经被她折磨了15年，你忍耐15分钟不就完了吗？”

 

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

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北京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山东大学：气有浩然、学无止境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

北京外国语大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同济大学：严谨、求实、团结、创新

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北京邮电大学：厚德博学、敬业乐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德才兼备、知行合一

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北京林业大学：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博学、求索、笃行

中国科技大学：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华中科技大学：明德厚学，求是创新

四川大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老舍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大媒。吴、新结婚那天，老舍以女方家长身份当了主婚人。1957年之后，吴祖光下放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新凤霞也受了牵连。一天，老舍碰见了新凤霞，知道她处境很困难，便把她叫过来，悄悄地对她说一定要给吴祖光写信，每天写，一天一封！”

吴祖光由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老舍相遇。老舍把他叫住，拉着手问：“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不来看我？”硬拉着祖光回了家。两个人谈了一会儿，老舍从自己屋里取出一个画轴要祖光看。原来这张画本是吴祖光的藏画，是齐白石大师画的一幅白玉兰花。在祖光去东北劳动的时候，新凤霞生活窘迫，又以为不会再有机会在家里张挂这些字画了，便一赌气，把祖光的字画全部变卖了，其中就有这张画。可巧，老舍在荣宝斋观画，店员拿出齐老人的那张白玉兰要老舍鉴赏，老舍很喜爱，便买了下来。到家仔细一看，发现画轴后面有题字，原来是吴祖光的藏画。老舍指着这张画对祖光说：“这是你的画，我把它买下了，留着等你回来再还给你。”

老舍又说：“我很对不起你，我没能把你所有的画都买回来！”

祖光感激得流下眼泪。

祖光请老舍在画上写几个字，以资纪念。老舍提笔在绫绢上写下：“物归原主矣老舍”。

这张奇妙的画后来不知怎么样居然躲过了“文革”的大浩劫，一直保留了下来，只是老舍在绫绢上题的字已被损坏。画本身经过裱画师刘金涛的处理，整旧如新，高挂在吴、新夫妇的客厅里。每当有人问起，主人都会含着泪把上面的故事诉说一遍。新凤霞的结论是：“老舍先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抽空他还是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酒后饭余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话锋自然触及当头人物：胡适。后又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指名单挑小梁王，直指胡适。

隔日，又传其友人，拿着那贴(也就是现今的砖)亲诣胡适的住所，要胡适看看并作答。强硬顽梗之态与五年前真心推举呵护有加已断然不同。

胡适对来人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也是凛然于色，绝不妥协的模样。

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王不见王。

冤家路窄。数年之后，在北京，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

章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一个言：不攻即不驳，一个说：相亲不相鄙，章胡二人既写出了文坛佳句，更谱就文品人品的佳话，让后人品味做人的格调。

曾受岳父考验 这是清道光年间的一个除夕，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刚吃过饭，夫人便埋怨他对女儿的婚事不过问。林则徐知道，自己该过问一下二女儿林普晴的婚事了。二女儿林普晴长得如花似玉，曾有不少官宦之家来提亲，不久前福建巡抚还托人捎话，希望结成儿女亲家，但夫人同意了，林则徐却没答应。他不是觉得官宦子弟不好，而是想起自己被岳父选婿的经历，也想通过选婿为国家选拔人才。

当年，林则徐在长乐县衙内担任文书。一日，长乐县衙接到巡抚紧急公文，速押林则徐到巡抚府。县令知道林则徐肯定是遭到陷害，他找来林则徐，拿出二十两银子，劝其远走高飞。林则徐拒绝了县令的好意，毫不畏惧地说：“我坐得正、行得端，不怕诬告。如果这样一走了之，无罪也变有罪了。”被衙役押解到巡抚府后，巡抚张师诚问：“长乐县呈上的书牍，是不是都出自你手?”林则徐回答说是，神态坦然。张师诚大笑：“老夫见长乐县呈上的书牍字迹端正工整，从头到尾，一丝不苟。通过了解，得知出自你的手。为试一下你的胆识，特设虚文请你。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真是个人才!”于是在巡抚府委林则徐以重任，不久他成了张师诚的东床快婿。林则徐受到岳父择婿之事的启发，也想用这种方法为女儿林普晴择婿。

除夕夜 “罚”其抄奏章岳父先看文书，再考胆识；我该以什么标准选婿呢?好学、实干、亲民是必要的，勤俭、廉洁、情趣健康必不可少，顾全大局、老成持重十分重要。

鞭炮声响起来，又一阵鞭炮响起来，打断了林则徐的思路，他这才想到自己该到巡抚署内看看。巡抚署里静悄悄的，成了家的幕僚早就回家过年去了，没成家的也被喧天的锣鼓和炫目的花灯吸引到街上去了，只有一个房间还亮着灯。林则徐推门进去，见是年轻的秀才沈葆桢，问：“今天是除夕，你怎么还在这里?”沈葆桢毕恭毕敬地回答：“公务未毕，不敢回家。”林则徐点点头。看到案上一本未看完的介绍西洋风土的画册，点点头，沉默片刻，忽然说：“我有一份奏章，今天必须誊发，你帮我誊完再走吧。”直到三更时分，沈葆桢才把长达数千言的奏章誊抄完毕，他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确认没有错误，送到林则徐的书房。林则徐看了几眼，不满地说：“字迹草率，重抄!”把奏章丢到案上。沈葆桢本准备交差就回家了，却没想到要重抄，他一声不吭地退了出去。

选得如意快婿 天亮时分，巡抚府的属吏纷纷前来贺岁。这时，沈葆桢才把奏章重新抄好，恭恭敬敬地交给林则徐。林则徐看看奏章，笑着点点头。他向来宾把昨晚的事介绍了一遍，说：“公务未毕不回家过年，说明他能坚守岗位；字迹端正，墨色浓淡一致，说明他性格平和；遇冤不怒，顾全大局，说明他少年持重；奏章原稿上有明显的错字，誊抄两遍，都改正过来，说明他既尊敬上级，又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和夫人耳语几句后，颇为得意地说：“你们向我贺年，更应该贺我得了这个如意的东床快婿!”

沈葆桢被林则徐招为女婿后不久，考中进士，后曾任翰林编修、江西巡抚、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等职，是洋务派里以前瞻、务实、廉洁著称的人。任福建马尾船政大臣时，他的“求是堂艺局”(船政学堂)是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十四个管带都是“求是堂艺局”毕业的；任钦差总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时，他重新划分台湾行政区划，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扎台湾，为台湾正式建省奠定了基础。

(一)
一次,彭德怀在与谢觉哉闲谈时说过这样一件事:“陕北某县县志有一首描写地主生活的诗:‘冷窑暖炕一盆火,稀稀咸菜泡蒸馍。’其生活原不过如此。”
就生产关系而论,地主居于剥削地位,但就生活水准而论,中国相当部分中小地主“其生活原不过如此”。

(二)
彭德怀很少对人讲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但却对谢觉哉谈到其青年时代的几件事。彭说:“十五岁遇饥荒,里中办平粜(音tiao,读四声,平粜即卖平价米之意),某财主不肯粜,候至午后,饥民大愤,我首登屋,用档扒下他屋瓦,众人都上,把正屋瓦都下了,我以为我很有理。我五叔是穷人,站在我这边,我堂伯是富人,说我没理,从此我才知道世上的道理有两个。”
所谓两个道理,也就是穷人的道理与富人的道理。人类社会有的道理是可以相通的,例如伦理道德。然而根据不同的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不同的道理则很难相通。一个15岁的乡间少年能够明白“世上的道理有两个”,这是了不起的发现,他已经能够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了。

(三)
彭德怀还对谢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兵之后,“一次大病,老婆总是哭。我说:哭什么,死了你嫁人。她说:‘你一个钱不剩,哪有饭吃。’这是真理,原来人和人只有利害关系。”
因一件普通的口角,却引出了彭德怀关于“真理”的思考。彭之所言是否即真理,姑且不论,但却验证了这样一个问题:哲学家往往是以抽象的方式诠释真理,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理则是具体的。
作者：余明华

彭家世代为官，可官越做越小。到了这一代，只不过有个六品顶戴。在京城里，也就是个芝麻。
　　庚子年，太后和皇上早早就逃了。逃了？老佛爷先前下的旨，不是说要“死社稷”吗？她走了，剩下满北京城的老百姓让洋人糟践。
　　八国联军将北京划成了八块防区。彭家住的琉璃街，正在美国军队辖内。阴历七月廿五日午后，骤雨如注，门口来了四个避雨的美国兵！
　　男人站在客堂里，女人躲在门帘后，惊恐地望着那几个高鼻蓝眼的洋鬼子。他们似乎坐不住，先要水洗脸，家里只有冷水。洗完脸，他们开始逗彭家的孩子，拿一包碎银子，往小孩怀里塞，一边嚷着：“突打拉！突打拉！”
　　彭家老二懂一点新学，知道他们说的是“两元”。他走上前，往一个洋兵手里塞了两元钱，指指门外，意思说雨停了，你们走吧。四个洋兵看看银元，互相看看，咕噜了两句，突然一齐站了起来！
　　一个人守着门口，三个兵冲进了内室，顿时一片惊叫声。但是他们很客气，和每位女眷都握了握手，然后开始翻柜子、倒箱子。搜完了，还向主人点点头，鞠个躬。
　　跟着的一个月，美国兵隔三岔五就上门骚扰，他们身边还添了个能说英语的福建人，一条街都被抢遍了，还打伤了好几个人。
　　彭老二想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决定。
　　他单枪匹马来到美国兵营，要求见美军长官。一路上美国兵指指点点，似乎从没见过这么大胆的中国人。出乎意料地，晌午过了不久，他居然自己慢慢地走回了家，一边想：美国人还算文明。同时他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感念侵略自己国家的人文明，好一个亡国奴！
　　几位女眷含着泪迎接这位当家人的生还。她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第二天，美国领兵官戴理孙出了告示：中国商民可以预备胭脂水合煤油，贮于瓶中，若有兵丁入门，即以此水洒其衣上，痕迹显然，拭之不去，以便究办。
　　自此至联军撤出、两宫还京，这一片再没有人家被洋兵骚扰过。
　　彭家老二彭翼仲，在四年后办了一份《京话日报》，帮老百姓诉冤屈，教他们做一个好国民，努力让国家富强，还有，学习西方，把中国办成一个大大文明的国家。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以实行“以华制华”。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拚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企图造成“汪主政”、“吴领兵”，“北吴南汪”的“合作局面”，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有威望、能站得住脚”的伪政权。

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由大特务头子，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中将负责对吴佩孚的拉拢诱降工作。

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哀求说：

“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

吴佩孚哈哈大笑，说：

“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

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

“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

吴佩孚顺势说：

“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

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说：

“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

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自以为是头号说客，却三次碰了吴佩孚的软钉子。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上面吴佩孚已经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张衡，字平子，世为南阳著姓。祖父堪，字君游，少治《梁丘易》，光武时，为蜀郡太守，拜骑都尉，后拜渔阳太守，卒后妻子贫困。衡父无闻。

公元７８年（东汉章帝建初三年）—１岁张衡生于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夏村）其好友崔瑗生，与衡同年。

７９年（章帝建初四年）—２岁马融生（７９—１６６）。班固编成《白虎通义》。

８０年（章帝建初五年）—３岁马严徵拜大中大夫，迁将作大匠。

８１年（章帝建初六年）—４岁五符或生是年。六月鲍昱卒。

８２年（章帝建初七年）—５岁 班固《汉书》成。

８３年（章帝建初八年）—６岁诏诸儒从贾逵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郑众卒。

８４年（章帝元和元年）—7岁 荀淑生（８４—１４９）。八月章帝东巡狩至沛，使祠桓谭冢。

８５年（章帝元和二年）—８岁 二月诏颁编诉，李梵等所作《四分历》。

８６年（章帝元和三年）—９岁

８７年（章帝章和元年）—１０岁

８８年（章帝章和二年）—１１岁

８９年（和帝永元元年）—１２岁七月窦宪大破北匈奴，勒铭燕然山。鲍德居黄门侍郎。陈宠出为太山太守。

９０年（和帝永元二年）—１３岁《论衡》的作者王充卒。班超击破月氏。

９１年（和帝永元三年）—１４岁　胡广生。贾逵为左中郎将。

９２（和帝永元四年）年四月十八日京师地震。六月十九日郡国十三地震。陈宠为大司农。崔瑗之父崔马因卒。

９３年（和帝永元五年）—１６岁　李固生（９３—１４６）。

９４年（和帝永元六年）—１７岁当在三辅？九月吕盖为光禄勋。陈宠迁廷尉。

９５年（和帝永元七年）—18岁 游三辅，作《温泉赋》。入京师，观太字，遂通《五经》，贯《六艺》。 举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崔瑗至京师。九月二十五日京师地震。

９６年（和帝永元八年）—１９岁当在京师２年。结识马融、王符、窦章、崔瑗。作《七辩》。始草《二京赋》。

９７年（和帝永元九年） —20岁当在京师３年。徐稚生（９７—１６８）。光禄勋吕盖为司徒。三月初十陇西地震。上方令蔡伦监作秘剑。班超在西域派甘英访问大秦（罗马），被安息所阻。

９８年（和帝永元十年）—２１岁当在京师４年。 马严卒（１７—９８）。

９９年（和帝永元十一年）—２２岁当在京师5年。作《定赋》。

１００年（和帝永元十二年）—２３岁鲍德为南阳太守，衡为鲍德主簿。作《同声歌》。吕盖奏劾张酉甫。许慎作《说文解字》。

１０１年（和帝永元十三年）—２４岁为鲍德主簿２年。作《扇赋》。司徒吕盖罢。

１０２年（和帝永元十四年）—２５岁当为鲍德主簿３年。司徒吕盖卒，作《司徒吕公诔》。

１０３年（和帝永元十五年）—２６岁当为鲍德主簿４年。作《绶笥铭》。九月和帝南巡，至云梦。

１０４年（和帝永元十六年）—２７岁当为鲍德主簿5年。十月，陈宠拜司空。陈实生（１０４—１８７）年８４岁。以兖、豫、徐、冀四州连年多雨伤稼，禁沽酒。

１０５年（和帝元兴元年）—２８岁当为鲍德主簿6年。宦官尚方令蔡伦改进造纸术，制成“蔡候纸”。五月二十一日扶风雍地震。十二月和帝崩，幼子隆仅百日，继位为殇帝。

１０６年（殇帝延平元年）—２９岁当为鲍德主簿７年。四月司空陈宠卒。作《司空陈公诔》。夏，郡国三十七雨水；秋、冬又多处大水。罢鱼龙曼延戏。八月殇帝死，立清河王之子刘祜为安帝。

１０７年（安帝永初元年）—３０岁当为鲍德主簿８年。作《二京赋》。作《南阳文学儒林书赞》。是年郡国十八地震。

１０８年（安帝永初二年）—３１岁当为鲍德主簿９年。南阳太守鲍德拜大司农，衡回籍读书。是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郡国十二地震。十一月邓骘拜大将军。邓骘召马融为舍人，融不就。

１０９年（安帝永初三年）—３２岁当在家读书２年。大将军邓骘累召，不应。扶风窦章避羌乱，家于外黄。李膺生。

１１０年（安帝永初四年）—３３岁，积累学识。刘珍请衡参论东观，不果。作《南都赋》。马融应邓骘召，拜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三月初九郡国四地震。九月初三益卅郡地震。

１１１年（安帝永初五年）—３４岁 当在家读书末年。 拜郎中。研究《太玄》。有《与崔瑗书》。作《太玄注》。作《玄图》。 大司农鲍德卒，衡作《大司农鲍德诔》。正月初七郡国十地震。

１１２年（安帝永初六年）—３５岁居郎中２年。同刘珍参议汉家礼仪，未定而迁。

１１３年（安帝永初七年）—３６岁居郎中３年。

１１４年（安帝元初五年）—37岁 奉孝廉，迁尚书侍郎。研究天文、阴阳、历、算。为《黄帝飞鸟历》。正月诏禀三辅并、凉六郡流冗贫人。六月二十八日河东地陷。是年郡国十五地震。

１１５年（安帝元初二年）—38岁 再迁太史令。作地形图，为后汉六画家之首。河南及郡国十九蝗，时蝗灾已连续七年。十一月初九郡国大地震。

１１６年（安帝元初三年）—39岁 居太史令二年。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小浑。马融上《广成颂》。二月郡国十地震。

１１７年（安帝元初四年）—４０岁居太史令３年。造浑天仪。以漏水转之于室内，与天相应，若合符。作《浑天仪图注》、《漏水转浑天仪注》。刘珍等亻谁校《汉家法》。 胡广举孝廉。是年郡国十三地震。

１１８年（安帝元初五年）—４１岁居太史令４年。著《灵宪》，作《灵宪图》。是年郡国十四地震。

１１９年（安帝元初六年）—４２岁居太史令５年。著《算罔论》。十二月初一，日有食之，郡国八地震。

１２０年（安帝永宁元年）—４３岁居太史令６年。刘珍、刘马余受诏作建武以来《名臣传》。崔瑗辟度辽将军邓遵府。是年京师及郡国三十三大水，郡国二十三地震。

１２１年（安帝建光元年）—４４岁为太史令，转公车司马令。有《与特进书》。是年五月特进邓骘自杀。五月崔瑗自邓遵府免归。是年九月二十日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各上封事陈得失。遣光禄大夫案行，赐死者钱，人２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灾甚者，勿收口赋。

１２２年（安帝延光元年）—４５岁居公车司马令２年。黄宪卒。九月初七郡国二十七地震。

１２３年 （安帝延光二年）----46岁居公车司马令3年同周兴议历。崔瑗辟车骑将军闫显府。以杨震为太尉。

１２４年（安帝延光三年）—４７岁居公车司马令４年。二月从安帝东巡狩，祠孔子。衡作《东巡诰》。作《舞赋》。作《羽猎赋》。马融上《东巡颂》。崔瑗为安帝废太子事说陈禅。

１２５年（安帝延光四年）—４８岁居公车司马令５年。三月朔日蚀，有《日蚀上表》。十一月初四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

１２６年（顺帝永建元年）—４９岁居公车司马令末年。复转为太史令。为去冬大疫上顺帝封事。作《应间》。李因天变上书顺帝。十一月初四京师、郡国十八地震。

１２７年（顺帝永建二年）—５０岁复居太史令２年。作《鸿赋》。七月五日郑玄生（１２７—２００）。

１２８年（顺帝永建三年）—５１岁复居太史令３年。正月二十五日诏勿收汉阳今年田租、口赋。夏四月初四，遣光禄大夫案行汉阳及河内、魏郡、陈留、东郡、禀贷贫人。

１２９年（顺帝永建四年）—５２岁 复居太史令４年。作《羽猎赋》。大水，左雄上疏推校灾异。

１３０年（顺帝永建五年）—５３岁复居太史令5年。《上陈事疏》。马续拜护羌都尉。

１３１年（顺帝永建六年）—５４岁复居太史令６年。九月缮起太学，凡２４０房，共１８５０室。

１３２年（顺帝阳嘉元年）—５５岁 复居太史令７年。七月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作《侯风地动仪图注》。上《论举贡疏》。

１３３年（顺帝阳嘉二年）—５６岁复居太史令８年。衡作《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 尚书令左雄举马融、张衡等，李固对策第一，拜议郎。上《请禁绝图谶疏》。 迁侍中，上《论贡举疏》。 蔡邕生（１３３—１９２）。

１３４年（顺帝阳嘉三年）—５７岁居侍中２年。上疏请专事东观，收检遗文。并上《表求合正三史》。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

１３５年（顺帝阳嘉四年）—５８岁居侍中３年。作《思玄赋》。著《周官训诂》。 欲补易说彖象，未就。崔瑗辞大将军梁商辟，岁中举茂才。商以李固为从事中郎。十二月三十日（１３６年２月１８日）京师地震。

１３６年（顺帝永和元年）—５９岁居侍中末年，出为河间相。作《怨篇》。 马续迁度辽将军。

１３７年（顺帝永和二年）—６０岁居河间相2年。作《四愁诗》、《髑髅赋》、《冢赋》。

13８年（顺帝永和三年）—６１岁居河间相３年。二月作《归田赋》。上书乞骸骨。徵拜尚书。左雄卒。候风地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徵，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二月十六日太白犯荧惑。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除今年田租，尤其者勿收口赋。

１３９年（顺帝永和四年）—６岁居尚书卒，葬于西鄂。 闰四月初八京都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