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oyija

四老帅与中美关系解冻- -

                                      

四老帅与中美关系解冻

打破中美关系坚冰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最为重大的世界性事件。在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前，曾有过很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熊向晖在回忆录中再现了四位老帅在重大战略上的高瞻远瞩。     四位老帅领任务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不但毫无松动，且如雪上加霜，在南越的美军由50万人增至54.3万人，接近约翰逊政府规定的最高限度。另一方面，中苏关系也更加恶化，3月2日晨，苏军侵入我珍宝岛，打死打伤边防军多名，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在此背景下，4月1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开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参与所谓“二月逆流”而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毛主席交给四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周到安排，指示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又亲自选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厂：陈总在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叶帅在新华印刷厂，徐帅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帅在化工三厂。总理对四位老帅说：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陈总找我谈话，告诉我上述情况。陈总说：我们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点了你，还批准了姬鹏飞推荐的欧美司司长姚广。     四位老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其余时间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由陈总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陈总主持座谈     1969年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我列席。     陈总作了“开场白”。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在沙发上“座”而谈之。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陈总讲完“开场白”，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从6月7日到7月10日，他们进行了六次共19小时的讨论，写出书面报告，由陈总定稿，上报总理。     7月11日，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总理。主要内容为：     一、国际对抗集中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一方面，它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就中国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现实的威胁是在美苏之间，美苏并不因为它们在反华上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和缓。     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美帝侵朝、侵越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申言不再参与朝越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越，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苏修兵力东移，并不意味它的战略东移，苏修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拣便宜。     三、苏修片面发展重工业，畸形发展军事尖端工业，使它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而美帝陷身于南越，英帝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又为苏修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苏修甚至伸手到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矛盾必然日益加剧。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四位老帅说：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我们要抓紧时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进一步作深入研究。     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月21日，美国却和柬埔寨恢复外交关系。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这一天，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又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四位老帅立即进行研究。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撤军，苏修却大力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怕苏修接管“真空”，乘与柬复交时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陈总说：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     四位老帅认为：(1)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2)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今未同意。苏要同我举行高级会谈，就是想捞取资本压美。(3)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9月3日胡志明主席逝世，9月9日以周总理为团长、以叶帅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新华社11日发布简短消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对此，四老帅认为，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三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四位老帅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老帅们在报告中指出：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中美关系打破坚冰     报告定稿后，陈总又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早在1956年1月，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此后不久，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1971年7月9日，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叶帅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总理让我作为他的助理参加。     我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可惜陈总患了癌症，我到301医院看望时，他对中美关系的进展感到兴奋。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但陈总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     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4月增订版 熊向晖与叶帅，摄于一九七六年

- 作者： laoyija 访问统计：　2005年10月15日, 星期六 02:52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