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第一集
关键词： 书评| 一、站在鲁迅胡适背后寻找被淹没的事实 |
| 陈克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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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句话可反过来理解，那就是少年时要多读胡适，老年时再读鲁迅不迟。年迈之后，再读这样的文字，会有更为深切的体味，也会有更为独到的心得。”
这段文字带有欲盖弥彰的兴味，总觉得背后还有话没有说完。可能是不愿再提及，因为对于鲁迅和胡适究竟谁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时下报刊上已有太多文字了。读完全书，第一个感受就是，文章里面的内容并不如书名那样的急功近利，有话就说，但也是有根有据。
也许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作为读者的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去读读原作品，只有这样，也才不会因为这些过多的纷争而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没有什么比作品更有说服力的了。至于政治社会等影响，我想，这是历史研究的事，尽管好多时候并不能把一个人完全的割断开，但是作为文学而言，只有作品才是更重要的。至于具体怎么读，怎么操作，我想应该视每个人的接受能力而定，话不投机半句多，灌输式的教育并不能真正有效果，要想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多读书是有必要的，而有所选择也是很关键的，尤其是对于许多未成年且还不能自主选择的年轻人而言。
二、寒气逼人金融犯罪小说《钱网》
钱网 陈一夫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今年10月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了金融犯罪长篇小说《钱网》。这是以写金融小说著名的北京作家陈一夫既去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金融街》《资本魔方》之后出版的第三部长篇作品。 《钱网》第一次把文学的视角深入到黑社会分子利用金融漏洞进行账外经营、跨国洗钱的黑幕之中。阅读《钱网》的感受很独特，就是让你在领略文革手抄本小说一样的惊心动魄、心惊肉跳之时，又深深地思考了中国的经济问题。金融业内人士与文艺专家对《钱网》的创作和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钱网》是一部故事性和节奏感明显的佳作，是对新时代悬疑作品的新的开拓和新的尝试，可读性极强。 笔者作为在银行从业且热爱文学的人，读罢《钱网》这部金融犯罪小说，忍不住还要说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如今出版业发达，文学事件不断，文学功用在全方位展开后，有些膨胀了，有些却面临萎缩，关注时代和现实的作品力度明显不足。对于身边发生的政治、经济进程选择远离，是当代文学的不幸。《钱网》的出现使人振奋之处，不仅仅在于题材、内容的分量，更在于时代急需这样的新型的悬疑作品。作家陈一夫有将近二十年从事金融工作的实践经验，作为高级经济师的他，现在，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投身于文学事业，无疑是将经历的优势，转化为了文坛的生机和新意。 第二，《钱网》的冲击力很强，它属于当代小说中极少涉及的金融犯罪题材。作者在写出金融世界的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的斗法、矛盾的同时，高超之处是让人感到其中也像我们所处的其他行业一样，充满了人情味儿，也有温情脉脉。 第三，当今时代，金钱对人生的异化，在《钱网》里表现得惊心动魄。金融圈里，其实也是煎熬人性的战场。作者有银行资深高管的历练，才得以以简洁素朴的方式，展示正在生活中正在进行中的故事、描述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金融奇案，对业外读者来说，许多难解的专业名词，在生动的故事里可得到平实易懂的解读，作者更将人性中的苦恼、张扬、异化，在故事中进行剖解，从而使读者从中得到超越情节的人生感悟。 第四，《钱网》的作者陈一夫敢于抛弃自己原有的银行高管的高薪职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投入文学创作的清贫与艰苦之中，这份勇气首先值得敬佩。金融题材的写作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不容易驾驭。这部作品在揭示鲜为人知的金融黑洞之时，始终洋溢着方子洲、柳韵式的英雄气质，且又具有美学意义，这是很难得的。陈一夫是一个心直口快的真诚之人，他的写作也是真诚的，远离虚伪、狭隘和矫情。关于这部作品的悲剧意识问题，由于主人公方子洲、柳韵、章亦雄的相继牺牲，使我感到略有遗憾，感觉对正面力量的描写力度不够。使得悲剧中洋溢了过多的绝望情绪。但是，悲剧不是绝望，而是再生和涅檀 。我认为陈一夫完全有艺术能力和思想深度加强它的悲剧意识。 第五，本人对这部作品更感兴趣的是作者对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阐释、认识和态度。长期以来，中国的艺术作品对金钱的态度是批判的，《钱网》则正面描写了对金钱的追求和欲望的合法性，描写了金钱对社会的正面价值，这在对柳韵对贫穷的刻骨铭心的描写中，便有着最典型的表现。在作者笔下，包括对金钱与人性关系的描写，肯定了其生命力和创造力。 第六，《钱网》从帐外经营、跨国洗钱的角度，透视了金融领域的搏杀，使人性的善恶有了淋漓尽致表演的舞台。以往作品，多强调金钱诱惑使人性扭曲，而《钱网》则展示出，既存在堕落的可能，同时也可以使人更充分地完成自己的社会价值，金钱是不可否认的强大力量。在复杂的价值取向纠结缠绕中，作者以大家气概、诙谐而辛辣的语言、灵动而准确的细节，使读者对金融题材的作品，再度充满渴望和期待。也为广大影视公司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影视创作的源泉。可心 
《我的生活质量》有多重要？
脚印
把官员和情感放在一起，在人们潜意识里是种滑稽的搭配，滑稽得来有奇异的效果，至少“情感”多了暖昧的成份：谈情说爱有权钱交易？有情有意的人怎能升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的态度是冰冷的，而邵丽的长篇小说表现的内容是危险的——官员们的情感生活：家庭、老婆、情人，并就此探讨官员们的生活质量！
说它危险，是因为《我的生活质量》会被人误读为“官场小说”，而官员的情感（范围更窄一点：情人）又同“腐败”联系在一起，政治、政客，权力总容易被人误读。误读再往前便是忌讳。
没有人怀疑平步青云、出入酒楼、威风八面、前呼后拥、一呼百应、纵横驰骋、运筹帷幄、礼尚往来的官员们有什么生活质量问题。“官本位”是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人在官途，身不由己，当然也包括情和性。一方面有权更可方便地得到情性，一方面方便得到的情性也是权力的奴婢，说不上珍贵，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哪是用质量来品评的？当然这是普通大众看到的被揪出的腐败分子的生活光景。
《我的生活质量》虽然写的官场上的事，却没有构陷啊，腐败啊，你争我斗，机关重重，那些我们读过的官场小说的现在时，没有那些凌厉、冷酷。主人公王祈隆苦恼、徘徊，被生活裹挟，孩子、老婆、情人的事情一大堆，却充溢着人性的温情，他从小被从城里来的奶奶培养得志向高远，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却因为是从农村来的，没有背景分配到偏僻甚至与世隔绝冷清的农校当老师，过着寡淡无味的日子，这差不多是一段死亡的日子。死亡得来他只能和同样是农村来的女子许彩霞过有性无情的日子。这差不多是王祈隆整个为官之路的灰暗底色。王祈隆在官途上越光鲜，他生活的底色越暗淡、反省的意识越浓厚，生活质量问题越突出。到了二十年后和成功不成功的老同学们聚会，人生的追求，春风得意，风花雪夜都被王祈隆放到了质量的衡度上了，他看到了那么多酸涩、尴尬。在这个角度上，王祈隆的视觉很有点社会学的眼光了：成功人士的生活质量是个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路遥的小说《人生》，写农村小知识分子高加林为进城甩掉农村对象，去追逐城里女孩，引发一场全民的道德批判。高加林进城受阻，唾弃高加林成了那个时代的呼声。二十多年间，几百万高加林“进城”了，他们成功了，他们占领了城市。在他们的城市奋斗中，《我的生活质量》，让我们能看到真正的“人。
来源：书摘
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梗概
邵丽 原著 小雨 缩写
邵丽，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河南省作协。１９９９年开始写作，发表作品近百万字。《我的生活质量》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王家奶奶有故事的：她出身在南京的大家庭，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杀，一家人被杀，她随家仆逃到了北方，并在北方一个叫王庄的地方扎下来了。王祈隆生下来就由奶奶抚养，奶奶一直用城里的文明教育他，给他穿戴干净整齐，他坐在一群乡下孩子中间，仿佛是一头误入羊群的骆驼。
王祈隆学习刻苦，奶奶一口咬定要他考南京大学。入学通知来了，却成了武汉的华中大学农学系。他哪里知道，因为他是农村考生，有人将他和另一个城市孩子对调了。奶奶痛哭了一场，说武汉也好，终是向南走了啊！
大学四年结束，班主任私下透露，根据他的条件，可以留校。他暗暗下决心，他要征服城市。可派遣证下来，留校的却是另外的人，他被分配到阳城农业局。王祈隆想像着他去农业局报到的情形。肯定是会受到热烈欢迎的，因为据说他们这个地区整个农业口就他一个重点院校毕业的大学生。
王祈隆洗了头，换了衣服，把自己弄得整整齐齐，踌躇满志地到阳城地区农业局报到了。
王祈隆没有见到农业局局长，副局长也没见到，他只见到了办公室管人事的老张。五十多岁的老张似乎是个好人，他透过老花镜使劲地看了王祈隆一会儿，说，领导都去开会了，你先到行署招待所里住下吧。过去没来过阳城吧？没事你先在城里转转，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三天里，王祈隆每天都是先要到农业局报到的，人家还没有上班，他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第四天，老张看到王祈隆就露出了笑脸。老张说，批了批了！领导批了，让你去地区农校当老师。
我不是农业局要回来的人吗？怎么会去农校？
王祈隆觉得自己的心和身子正在一点一点地往地下陷，脸上的表情不知是气愤还是悲哀，有一种被拐卖的感觉，血一波一波地往脑门子上冲。
王祈隆就这样进了距阳城市内还有五公里的农校。学校分了一间屋子给王祈隆，屋子大约有十七八个平米。学校里所有的屋子都是一样的，地面一律用现烧的青砖铺了，屋顶是用芦苇或者黍秆做的顶。
王祈隆失去了到北京读研究生、留在大学当老师的机会，本来想着能用自己的满腹才华报效家乡，告慰奶奶，谁成想一猛子扎到这么个破烂地方，他连哭的地儿都没有了。王祈隆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不为自己，单为他的奶奶，已经是伤心到了极点。
王祈隆对生活和爱情的热望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每天半死不活地去给那些半生不熟的、比自己小不了几岁却是死活看不上眼的学生们上课。有一段时间，王祈隆不看电视，不读书，不与人交往。
他不久认识了许彩霞。学校的另一个女性许彩霞是个有夫之妇，女儿都三岁了。这许彩霞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从农村来的，哪儿都是大的——眼大、嘴大、个子大、骨骼粗大、手和脚都大。最大的却是屁股。许彩霞是地区一个副专员的儿媳妇。听人说，这副专员的儿子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那副专员有一次到乡下视察工作，在村支书老许家里吃饭，一眼看上了人家老许的女儿，当日就带了回来。公爹管农口，就把她弄到农校里来了。
许彩霞人不怯生，常常逮住谁和谁聊。王祈隆在学校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许彩霞就和他聊。七月里，学生们都放了假。校领导就把大家排了班，王祈隆和许彩霞碰巧排在一个班上。有天许彩霞就把他拉了过去，她拿了他的手往怀里塞。王祈隆就站在那张办公桌的前边，开始了他的男人营生。
王祈隆没死没活地睡了两天，那两天他觉得比他过的一辈子都长。
王祈隆恍如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更沉默寡言的人。他好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学校的办公室，关于那个地点还有那个女人。天！那可恶的祸水啊！他在心里哀叹。王祈隆躲她，她却似乎是有意识地寻着他的踪影。一开始王祈隆还有点儿怕的感觉，有点儿担忧，有点儿惭愧，有点儿不知所措，时间长了，什么都没有了。麻木了。
这么热的天。这么寂寞的学校。这么旺盛的两条生命。
秋天的末尾，有熟人给王祈隆介绍了一个对象，阳城地区图书馆的管理员黄小凤。王祈隆和那女孩总共交往了大概有三四个月的样子，从秋高气爽一直到天寒地冻。一天，王祈隆约了黄小凤，两个人说好了在公园里见面。他像小学生背课文一样僵硬地说，黄小凤，我们两个的事情还是算了吧！
王祈隆真的是没有想到，他的机会来了。王祈隆因行政区划调整，去了新源市农业局。农校校长肖明远去当农业局长。肖明远和王祈隆谈了要带他到新源去的事情之后，王祈隆立刻约了许彩霞出去。
王祈隆说，我不能对不起你。许彩霞说，这事儿，本来就没有什么对起对不起的。昨天晚上我就和他分床了，说好了今天上午去办离婚。下午咱就办结婚！
王祈隆叫苦不迭。没有结婚仪式，王祈隆把许彩霞带到了新源就算正式娶了她。
王祈隆以前和许彩霞在一起，总有一种占便宜的心理，觉得有一次是一次，就格外能调动起来情绪。现在天天可以在一起了，而且什么时候想要都是合理合法的了，他就觉得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王祈隆是因为厌倦这个家，才天天待在办公室里。他也实在没地方可去，他不是个喜欢交际的人。而肖明远，认为王祈隆是在用自己的努力工作来报答他的厚爱，所以对王祈隆格外器重。
王祈隆的办公室主任当了三年多一点，正赶上市里公开选拔副处级干部。农业局放了一个副局长的职位。王祈隆没有结婚的时候一直是个书虫，有一段时间还复习了一些功课，准备考研究生，底子一直是比较牢固的。公选结果出来以后，王祈隆竟然得了个全市第一。
王祈隆当了副局长后，依然是韬光养晦，夹着尾巴做人。工作上大胆建议，动脑筋想思路，配合肖明远把个农业局搞得红红火火。
王祈隆当副局长不到两年，试点县的县长经济上出了点问题，被停职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让市里措手不及。找一个合适的县长才是当务之急。市长和书记几乎同时想到了农业局的王祈隆，他们已经知道了仪看黄朴的思路其实是他鼓捣出来的。没过三天，王祈隆就稀里糊涂到县里当了代县长。
人们又重新翻出了他和许彩霞的旧闻，挤眉弄眼的闲话飘得满世界都是。他当了县长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回家。他觉得能当上县长完全是自己的能耐，而让许彩霞沾这么大的光，也真是太便宜了她。
黄小凤到县里去找王祈隆的时候，是王祈隆当县委书记后的第四个年头。黄小凤略微带点伤感地说，早听说你在这里，一直不好意思来找你。
俩人都到了怀旧的年龄，如今在他乡相遇，气氛因此也有些温馨。
两个人到宾馆安排了一个包间，要了菜和酒。喝了几杯，话头好像都在舌头尖上沾着，越说越稠。俩人推杯换盏，不消一刻功夫，黄小凤的眼神就斜睨了，更有了点当年的模样。黄小凤突然带点嗲味了，说，我还以为是你看不上我，对我打击挺大的。其实我是真的喜欢你，一直到现在。
王祈隆就有点感动，脑子里想着许彩霞那一摊子，看看眼前的黄小凤，简直有天渊之别。这样想着就恍惚起来。两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亢奋状态。
黄小凤走的时候却没有打过来电话，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过了一段时间黄小凤却打来电话，好像是喝了酒，语气带点醉酒的放肆。开口就嗔怪，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过后的一段时间，王祈隆又接过黄小凤的几次电话。有时他正在忙，就应付她两句。这个女人毕竟是见过世面的，说起话来知道怎样掏王祈隆的耳朵眼，尽拣让王祈隆发软的话说。黄小凤说，你什么时候回阳城来看我好不好？
王祈隆这样答应本来是应付黄小凤的，可后来王祈隆真的去了。两个人这回是从容地宽衣解带，表面上又都尽量掩饰，做出一副很从容的样子，好像是在对付一份辞职报告或一份购销合同。
两个人的关系保持了两年多，像拉锯战，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胶着状态。没有热切，但是也没有断的理由。
许彩霞很快就知道了这事，她让亲戚帮助打听市里哪个部门有个叫黄小凤的，打听了一圈都说没有。她的一个在阳城工作的表弟却说，阳城的粮食局有个叫黄小凤的，是个人精，在阳城很有名气。许彩霞不死心，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她要给那女人写一封信：
黄小凤小姐：女人也要讲信义，你要和人家好，就好好养活人家的孩子，不要再和我们家老王拉扯。
那黄小凤接了此信，反复琢磨了几遍，还以为王祈隆这边什么都暴露了，就拿了信来找他。王祈隆怔了一会，故意愁着脸对黄小凤说，看来这事要闹大了。两人喝了一阵子茶，就那样散了。
当了科技开发区的党委书记一年后，王祈隆曾经带人去了一趟深圳。碰上了老乡袁老板。晚上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都喝了许多酒。王祈隆觉得浑身燥得慌，关了门就扯衣服，想冲个凉，回过头来却惊出一身汗来。床前坐了一个妙龄的女孩，大概有二十岁左右的样子，穿戴入时，一头长发柔柔地披着，模样儿也是十分的清秀。
那女孩子倒是没有半点的慌张，面带微笑说，没错，是袁老板安排我来的。
王祈隆连忙整了整衣服，正襟危坐在姑娘对面。女孩咧了咧鲜嫩的红唇，露出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她说，过去你从来没有和女人做过吗？女孩说，有了一次，习惯了就好了。王祈隆站起来说，我说的是真话，你还是快点儿走吧！
我要是这个时间出去，对不起袁老板，他是付了钱的。
两个人就看电视，有一搭没一搭地插上一句话。那叫戴小桃的女孩说，我把灯关了，你要是累就睡，我尽量不打搅你。戴小桃没有等他说话，直接过去依偎到了他的怀里。王祈隆没有推开她，他被她身上那股子香甜呛得心慌气短的。
机遇几乎是突然而至的。这一年正逢地市级领导班子换届，省委组织部根据中央的精神，明确提出要充实一批第一学历本科以上、懂专业、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的干部，到地市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任职。这些条件几乎是为王祈隆量身定做的，也许就是这份文件，才又一次清醒地唤起了他的政治热情。
王祈隆走马上任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事隔二十年，他会再来阳城，而且做了这个城市的父母官。还有堵在喉咙口的东西，王祈隆没说，他也不能说。
阳城工业城引进了一条葡萄糖酸锌饮料生产线，小批量投放市场后，很得消费者们的喜爱。他们要请的是北京的一个老食品化工专家，是饮料行业明星品牌铱盗Ρτ的创建人。一个铱盗Ρτ，给企业带来的是十几个亿的年利润。他们说，经他的手稍微调整过的配方，不知道救活了多少个企业。但是，专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听说曾经患过脑溢血，康复之后就称病在家，已经罢手十年了。用什么方法能把老人请得出来呢？
王祈隆突然决定要亲自进京一趟。当天就赶到了那套别墅，按了半天门铃，就见从里面出来一个年轻亮丽的女子，压着嗓子问，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这个叫安妮的女孩，最多三十岁的年纪，皮肤是浅棕色的，瞪了杏眼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就是在安妮上楼招呼爷爷的那一刻，王祈隆看到了安妮的脚，他的目光竟然一下子被那样一双脚紧紧拴住了。那是一双只能是属于城市的、没有受到过任何一点损害的光洁如玉的秀脚。安妮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发现王祈隆的脸色是惨白的。
开始对王思和去河南最反对的是安妮，但后来安妮几乎是央求着爷爷去了。
遗防嘲掠牌饮料是五月份投入批量生产的，因为他们祖孙俩的参加，经销商来了一千多家，当场签订的合同就达到了当年的生产量。如果按照这个发展速度，明年至少可以给市里增加财政收入五千多万。这样一来，王祈隆这个市长的日子就会轻松得多了。
安妮是一个十足的城市女性，有极强的征服欲。在交往中，安妮萌发了对王祈隆的爱恋，不顾一切地追逐王祈隆，王祈隆虽然也爱安妮，却节节败退，他的乡村的血脉使他一次一次陷入自卑的绝境。在爱的无奈中，王祈隆发现自己是个没有爱过女人的男人，他只有恨，恨毁了他一生的许彩霞。他将近一个月没有回到他和许彩霞共同拥有的那个家了，这天夜里回去后，他不洗澡，也不穿睡衣，完全是带着一种恶毒的毁灭感，走向自己的女人，把她摁在身下，把体内所有的凶狠都发泄出去。
许彩霞这阵子明显消瘦了，不做活的时候，常常发呆。她告诉丈夫，想回娘家住几天。王祈隆一口答应了，他感觉到这个女人是哪里不对头了。他第一次为她安排了车。奥迪轿车以一百七十公里的速度疾驰，高速公路上空阔而寂寥。车子在正常行驶中突然冲破护栏，飞向路沟的另一侧。车子损毁得并不十分严重，安全气囊张开，司机只是受了点轻伤。从来不系安全带的许彩霞，被巨大的惯性抛到几米之外的田野里去了。
悼词非常美好地总结了许彩霞四十多年的人生。许彩霞火化后被葬在公墓里，墓碑上有她的照片，许彩霞站在城市的一角，咧着大嘴对与她告别的每一个人没有心肺地傻笑着。
安妮返回阳城的时候，距王祈隆夫人的丧期已经一个多月了。安妮脱去了自己薄如蚕丝的短裙，她的完全的美再一次展现在王祈隆面前。王祈隆完全是麻木的，努了半天的力，下身竟然没有一点感觉。安妮觉得，横梗在他们中间的，并不是许彩霞，但又是什么呢？
面对安妮，王祈隆感觉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爱的能力。他的情感生活依然在迷茫中。安妮走了。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但生活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轨道了。王祈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可他自己的城市在哪里呢？奶奶的城市又在哪里？
（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２００４年１月出版，定价：１９.８０元。）
四、《大学沉思录》:治治高校的官场病
（摘自《大学沉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定价：26.50元。）
“官场病”导致学术精神的沧丧。作为学者必备的基本素养，被官场规则消磨得所剩无几；至于学者的道德良知、社会责任，更是被官场染缸改变了颜色。
在我国官本位体制的影响下，高校也是官场。官场应有的病症，高校几乎都应有尽有。当年，英国的诺斯科特·帕金森曾写过一本《官场病》，尖锐地揭露和讽刺了英国政府的官僚主义弊端。杨支柱关于高校管理的系列文章，包括《评估、株连与弥天大谎》、《高校扩招的忧思》、《为考试作弊者叫屈》、《2003年M大学考研复试》、《高校的政绩工程》、《评承诺制》、《什么是依法治校》等（以上文章均载于《先有鸡，先有蛋——透视中国教育》，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1。）把中国高校管理中的种种问题暴露无遗，堪称抨击高校“官场病”的力作。
“官场病”在中国高校的表现，首先是“官本位”问题。杨支柱的文章中，对高校“官本位”有着多方面的揭示，使我联想到了“八大员”治校的说法。本来，教授治校还是官员治校，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我们国家，却是实实在在的大问题。而且，“官”的泛化，使“官本位”的外延在不断扩展。真正的“官员”我们暂且不说，那些没有官衔却掌管着某些事务的办事人员，基本都已经由“掌管”异化为“长官”了。所谓“八大员”，本来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服务人员的称呼，到了1970年代变成对乡镇基层干部中“以农代干”的称呼，现今却成了高校一景。高校中的“八大员”，是指驾驶员、炊事员、采购员、教务员等。驾驶员指挥校长今天已经司空见惯，教务员监控教师也不是新鲜事，时代的时步使其总算不说对教师“全面专政”了，但实际运作上却由他们全面指挥着教师，而且日积月累，“八大员”由科长而处长，已经有相当一批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员，干部会议上寥寥可数的几个教师，有点像羊群里的几只牛。因此而来的校内政策向官员和准官员的倾斜，几乎成了不可医治的痼疾。
“官本位”对高校的影响不仅仅在干部队伍的构成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学校的运行规则方面。我们的高校现状大家都知道，不是按照学术规则操作，而是按照官场规则操作。于是，“政绩工程”之类的管理行为屡见不鲜。杨支柱文中所涉及的评估、检查、评比、项目审查、人才选拔，等等，无不是以官场规则在实际动作。即使是真正的教师主政，你也无法跳出这种怪圈。你如果不按官场规则运作，就会被淘汰出局。有的教师，误打误撞兼上高校的某个官衔，他们面临的选择无非是两个：一是逐渐“淡出”教师行列，使自己官僚化；二是坚持自己的教师本色，遭到有形无形的排挤。选择前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名利双收，前途光明；选择后者则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有点像当年书生从政的蒋廷黻，成为“撞进瓷器店的一头野牛”。名贵瓷器不可能让你撞个稀里哗啦，你所撞上的很可能是瓷器外面罩的一层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的官僚之网，你撞得精疲力竭还看不清对手，你只有靠自己的一点良知支撑。即使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纯而又纯的教师，也会处处陷入这种官场规则的包围之中。谁都要同与自身生存有关的方方面面打交道，人非圣贤，谁能清心寡欲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这样一种体制，已经成为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的官本位磁场，相当多的教师都经不住这种诱惑，这才是“官本位”渗透学校最可怕的恶果。
“官场病”在高校的第二个表现是人才选拔和使用上的“劣胜优汰”。经济学中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官场上也有劣官驱逐好官的规律。一个极为优秀的教师，由于学识的支撑而不会随波逐流，很有可能被学校的各级官员看作怪物，难免会受到“孤傲”、“不合群”、“太倔强”等指责，即便当面不说也会在背后指指点点。除非你功成名就已经有了博导一类可以唬住官员、准官员们的头衔，否则你的腰杆永远不能挺起来。那些在学术上没有成就但常常到书记、校长那里坐一坐的先生，由于他们对官员的外行语言表现出的虚心，对学校建设的关心，对领导指示的心领神会和坚决贯彻，特别是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的官场古训，更容易戴上“学术带头人”、“跨世纪人才”之类的头衔，更方便在教育资源中分一杯羹，而那些坐冷板凳的学究，得不到官场的重视纯属活该。因此，管理膳食的可以申请博导，有学术成就的反而连教授都可能评不上。讲课“紧跟形势”，或者能使出点花架子使人眼花缭乱的，优秀教师十有八九，而真正在讲稿中渗透心血的老师，可能因为板书不规范而被管教务的小科员指责。教师中间，也不那么干净。学生难免有比较，一个得到学生赞扬的教师，可能会成为另外某些教师的参照系，当学生批评某个教师如何如何，无意说出“你看谁谁谁就不像你那样讲课”，说这话的学生就在教师之间制造了裂痕。我认识一个非常不错的教师，讲课极受学生欢迎，但在非常“公正”的聘任过程中，众多“专家”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带他最得心应手的那门课。这种现象实在不胜枚举，究其根源，无非是“官场病”在作怪。
第三个方面是学术的官场化。在现行体制下，学术这东西也染上了官场的毛病。要想在高校混出头，最有效的方法是做学术的“官样文章”，既无风险，又有收获。而要在学术上真正搞出一点东西，则麻烦不少。首先是现行的一套学术评价规则，要看你在哪一级出版社出版和哪一级刊物发表，那些有点独立见解的著作和文章，既进不了四平八稳的大牌出版社，也上不了担负“导向”重任的权威期刊，倒是那些名不见经传（是指管理部门的经传而不是指读者心目中的经传）的工作室或刊物，在学术上创新的几率要大一些。其次是我们的管理人员，能看懂学术内涵的有几个？即使是真正的专家，在稍微偏离了自己行内的范围时也会晕头转向。如果不是“官本位”，管理人员最少要从专业的和社会的反应评价中找参照，而在“官本位”体制下，管理人员一般是从领导指示、上级文件和官场通行的评价准则中找参照。这样一来，复制和阐释“官话”的著作和文章当然成了标准的“学术”成果。杨支柱文中对“官话”和“学术泡沫”的对应揭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高校科研成果中渗透的“官场病”。
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官场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跑官”、“买官”潜规则，被高校的“官本位”通过“转基因创新”移植到了学术活动中。争取项目不是靠学术积淀，而是靠到主管部门“活动”；出成果不是靠潜心研究，而是靠“政绩工程”式的炒作；至于跟“权钱交易”雷同的“学术交易”，则已经由秘密而公开，由脸红到坦然。“学术泡沫”、“学术垃圾”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靠着这种泡沫和垃圾的堆积，“学术官本位”蔚成风气。以官养学，以学求官，真正的学术日渐萎缩。在官场通行的权术手脚，所谓的“学者”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比起真正的官僚也毫不逊色。有些看起来义正词严的学术批评，后面浸透了多少官场式的武林功夫，只有天知道！
“官场病”在高校的最终结果是学术精神的沦丧。作为学者必备的基本素养，被官场规则消磨得所剩无几；至于学者的道德良知、社会责任，更是被官场染缸改变了颜色。些许剩下的一点，也被大量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所淹没、所遮蔽，以至于做学问到底要不要良知这样不言而喻的道理，竟然也能成为值得“争鸣”的问题。正如杨文中对株连、监视、告密、行贿、撒大谎和不择手段等不道德手段的分析所表示的那样，“官本位”的社会与“官本位”的高校，在这里表现出高度的互动。可以说，高校的“官场病”，已经成了“帕金森氏综合症”。
当年帕金森写《官场病》，只是在嬉笑怒骂中开出了病症，但没有开出药方。而杨支柱描绘的高校“官场病”同帕金森相比，少了一点诙谐，多了几分激愤。同帕金森不同的是，杨支柱虽然没有开出具体的药方，却勾勒了治病的大体思路。读一读这样的文章，对于保持我们头脑的清醒，对于我们理出高校改革的头绪，应该说是有启发的。
来源：书摘
五、书评：《袁氏当国》
较之陶菊隐先生的《袁世凯演义》，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一书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材料，相反，在篇幅上缩了好几倍。如果每本历史著作都必须有在出土的文物或者当事人在世时不愿公开的书信、日记之类提供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的基础之上才能提出新观点，产生新意，那么，唐先生这本书早就可以停笔了，不写也罢。也许“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并不是唐先生的强项，也许唐先生对于这种颇有乾嘉诸老遗风的做法不以为然，而深信章太炎氏对于清代史家的评价：“清代史家，考史者多，作史者少。”所以唐先生的历史著作虽然从不标榜什么“大历史观”，什么“历史哲学”，但是他的著作秉承了中华史学当中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心史。像唐先生的《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所谓口述历史，表面上看是传主的亲身经历，事实的客观、精确与琐细的特征不容怀疑，史家期望据此以还愿和丰富历史，但是，事实上或许正好相反，个人回忆总是有意无意经过筛选、汰择的，而回忆当中的主观性与生命气质却成了它的核心灵魂。陶先生的文字简洁有力，纵横捭阖，有条不紊，娓娓道来，一会儿妙趣横生，一会儿沉痛不已，，一会儿对细节精雕细琢，一会儿对大事用墨如泼，在记述袁世凯的著述当中当属佳品。唐先生的笔触有另一番天地，他并不想做到事无巨细，尽收眼底，但是那如椽大笔所到之处，凡大节必浓墨重彩，凡能显示出历史涵义之琐事都绝不轻轻放过。最为重要的是，唐先生是位有史识与史德的历史学家，对于袁世凯最后几年的所作所为所隐含的意义，他可谓得其三味，毫不含糊。唐先生写这一部《袁氏当国》，可不是打算象梁启超故作惊人之语说的那般，为中华史苑添上第二十五部帝王家族的家史；相反，他要写的是，袁世凯是怎样从一个逼清帝逊位的“能臣”退化成终于自立为帝而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雄”的，同时，他还要解释究竟是什么促使袁世凯形成“欲往琼楼最上层”“这一念”的，而这一念究竟有多广泛的民众基础，甚至在激烈反对“这一念”的人当中，又有多少人与这一念的疏离实际上似是而非；最重要的是，唐先生甚至以嬉笑怒骂的笔法来警示我们处于今世的读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成为了一个“现代”人。
由于更多的史料的发掘与考订的严密，我们今天对于袁世凯的评价更为宽容和多义了，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除了告密者、卖国贼和复辟者三顶大帽子，袁氏一生就乏善可陈了，而“告密者”这顶帽子似乎也有摘除的必要了。袁氏一生，几经沉浮，一会儿“青云直上重霄九”，一会儿“飞流直下三千尺”，大起大落，这自然有个人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历史本身的原因。唐先生著《袁氏当国》是把袁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来考察的，而不仅仅是要对袁氏的当政和复辟重复几句空洞而苍白的道德谴责。唐先生许给袁氏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与我国史学界几十年前对曹操的评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后者过于专注曹操个人业绩而颇有“为历史而历史”的情怀的话，前者的分析力度就集中在国家的治乱，民心的向背，历史的车轮和民族的历史性存在这些在今天看来都触目惊心、足资借鉴的方面了。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情势至为纷纭复杂，要在这茫无绪端之中寻出一根主线来非有独到的眼光不可。唐先生把目光对准了袁世凯，千头万绪，这里有一根枢轴，把握住了他，一切自可迎刃而解。袁世凯的全部悲剧在于：他是一个过渡型人物，中国的政治传统处于转型期间，试图在旦夕之间彻底改天换地，使一切焕然一新，实在有些异想天开。即使他想要实行民主政治，也没有切实、深厚的民众基础；而倘要回身再入泥沼，延续帝制，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千万仁人志士自觉地承担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两项民族使命，自非只重个人的实权与名位的袁世凯所可比。袁世凯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对于辛亥革命他也有心附义，况且他的实力实在是当时第一人，孙、黄党人寄希望于他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一者，孙中山成了临时总统，他成为继任，已成美中不足，二者，国民党对他不信任而又严加防范，约法改制，用内阁制来逼迫他做虚君，更让他觉得缩手缩脚，心有不甘。其才其德均远逊于其位，他最后能够作出什么样的事情也大概可以推知了。更何况那的确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中国存在着一个无序、失衡的政治真空，民众的意识和制度的制衡都非常薄弱。读过鲁迅先生《风波》的读者对此当不无体会。
道不同不相为谋。袁世凯在通过养敌（故意按兵不动，使起义军声势更为浩大）、逼宫（通过平和的手段让清帝退位）和摊牌（要么做总统，要么自立为帝）这三部曲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总统，并且借助阴谋诡计终于迫使国民党接受定都北京。但这之后在中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一方面是北京的袁世凯总揽一切大权，虽不再有皇帝之名，而行皇帝之实；更有甚者，唐德刚指出，袁世凯身边的人也不想让他成为有名无权的内阁制的虚君。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唐先生三番五次指出，殊有深意，不可不明察而深味之。另一方面是南方的革命党人，他们虽然受邀进入内阁，但一则，袁世凯岂愿受制于内阁，再则，若宋教仁等素怀共和大志者，也绝不以入阁为旨归，为限制，他们有着更大的政治抱负。唐先生屡次把这种南北分歧比作美国内战时期南北的殊途。袁世凯好逞一时之快，一人之能，他想方设法先把孙中山和黄兴扫地出门，使他们有名无实，甚至连名也不沾。同时，他又与内阁斡旋，使他们事事必请示总统；另一方面，行事又不依照临时约法经过内阁，终于引起“总理挂印失踪”的事件。但其结果不过是更让袁世凯心中得意，恣意妄为。
真正给袁世凯造成威胁的是国会议员选举。宋教仁既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又是个“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他把当时国内四分五裂的不同政党统一招收吸纳，最后改组成为国民党，极一时之盛。依靠具有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精力旺盛而又志存高远的宋教仁的组织、领导能力，在议会选举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大获全胜。在这种情形之下，年轻气盛的宋教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清一色国民党党员组成的内阁，此外，在视察党务游历南方诸省时，他随时随地发表演说，批评时政，讨论国是，臧否人物，憧憬理想，甚至主张加强党务，准备夺权，这是他成为袁世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如刺芒在背，欲除之而后快，而后安。当时，唐先生对当时的议会选举有自己的看法，他提请我们注意当时的议员的身份与志趣。当时中国人口80%是不识字的文盲，对于选举这种西洋来的新鲜玩艺儿懵懂不识，略通民主选举的是中山先生所谓的“先知先觉”，而这些先知先觉大多是由帝制时代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带到共和制的民国来的，大多是背着入朝做官的包袱的半旧的政客，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个人的前途，从事政治的目的只是入朝为官，在他们眼中，政党就是科举的替代品。政党的合散与兴替全在于利益的分配、重组。不难想见，这样的政党到底对于政治有什么意义。而宋教仁作为最大的政党的翘楚与实际领导人，年轻气盛，恃才傲物，无论是批评党内人员还是党外人员，都任意使气，一无遮拦，，锋芒毕露，招人妒恨，树敌无数，最终引来杀身大祸，为政敌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并引起实质意义上的第一次内战（史称“二次革命”）。
无独有偶，与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相似，中国的“南北战争”也以北方胜利、南方失败而告终。二次革命的失败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孙黄的被迫流亡，它的真正的最大的后果是，当时已经成为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采用美国模式为民国的政治建制——顿时化为泡影。袁世凯逐渐掌握了实际上的政权，之后，因为时局的变化，一变而成为思治的中华国民心目之中的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而在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世凯也学会了搞统战，使各路神仙、绿林好汉都唯其马首是瞻。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的失败给了袁世凯以口实与力量削藩，袁世凯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礼兵齐下，终于使天下“英雄”（军阀）战战兢兢，不敢心存异志。接下来就是著名的胁迫选举，使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当上具有绝对权力的大总统了；嗣后，他又解散国民党，瘫痪议会，并通过了一部完全适合袁大总统的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约法不仅规定总统有权无限连任，还可传妻传子，这离登上金銮宝殿只有一步之遥了。
唐先生分析说，袁世凯以及他的智囊团心目中只有共和与帝制两种模式，非此即彼，他们不知道二者之间其实需要很长的过渡时间，以使更优越的模式有充足的过渡期，譬如英法的政体沿革就有过反复，他们倘若以此为鉴，庶几也不会演出什么历史丑剧。袁世及其智囊团没有这种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既然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还不如回头搞帝制。当然，这和袁世凯早就有称帝的狼子野心也有莫大干系，但是他们也知道政体的变化不可毕于朝夕，于是先做假皇帝，一面造舆论，改变国民心理，另一面变更官制，把民国的制度逐步变回到过去习用的老套中去，以便于他在最后登基时，官制上可以一拍即合。唐先生没有丑化袁世凯的面目，肯定它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虽然缺乏远大的政治理想，但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而事必亲躬。只是他要搞个人独裁，要他的手下绝对服从，要全国老百姓盲目服从，袁氏充其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身兼将相”，集军权大权于一身的开国之君而已。
公平一点说，袁世凯还是有些民族气节的，尽管面临英、日、俄等国的外交压迫，列强恩威并施，提出所谓的引诱条件和威压条件，但是袁世凯政府还是尽力与列强周旋，处理各种事务还算得体，尽己之能减少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损失，即使有各种不当，也实属无奈，并没有后人所说的那般无耻地赤裸裸地出卖国家利益。弱国无外交，这已是尽人皆知的政治学常识了，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办外交，要么是点头哈腰，要么是飞蛾扑火（Bend
or Break），别无其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袁世凯政府的外交看作是晚清政府外交的延续，积重难返，不必苛责。
在就“二十一条要求”进行交涉期间，袁世凯有次在国务会议上说：“……为权衡利害，而已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而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知耻近乎勇，但是袁世知耻而无耻，口沫未干就把那番让人心潮起伏心有戚戚的慷慨之语抛诸脑后了，在兴国利民方面不着一迹，转身专心专意地去做他的皇帝梦了。结果，黄袍加身才八十三日，就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代枭雄袁世凯在四面楚歌声中被迫退位，随后又郁郁死去。
纵观袁氏一生，可圈可点之处夥矣，而其一生最大败笔处，在孜孜于皇帝梦，晚节不保，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改元，复辟帝制，使天下之人皆曰可杀。一念之间，铸成千秋大错，终于遗臭万年。但是，唐先生没有把目光局限于袁世凯个人，在他看来，即使以个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也不能局限于个人，无论伟大的历史还是屈辱的历史都不是伟大的个人或卑劣的个人单独写成或促成的。人之圣贤、禽兽之分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而个人之一念往往取决于历史的偶然和历史的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基础。袁世凯之最终陷入泥沼、贻笑青史，除了他自身这个重要原因之外，其他的外在原因也不可小觑。表面上，唐先生特别考察了袁世凯“身边那个对现代政治知识无所知却恃才傲物的杨度”和混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其实，他还从更深的层面考察了帝制运动后面的历史、民众基础。以筹安会六君子为例，他们六人都曾经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鼓吹手与勇士，但因为对现实的失望，逐渐转而趋于保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时代之气候由此可知也。而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使帝制运动在全国范围之内搞得蔚为大观，有声有色，最后使1993名国大代表全体“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政体”，其中纵有各种“内幕”、“详情”，亦可见人心之游移不定。即使梁启超、蔡锷一师一徒一文一武起来反抗复辟，终于迫使袁世凯从春秋大梦中醒悟过来，袁氏政权一溃千里，不日垮台，其实也非他们个人的能力与魅力所致。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曾说的，拿破仑说他比阿尔卑斯山还高，那是当时他身边有勇猛精锐之师之故也。不懂这一层者，不懂历史。
正因为唐先生的目的并不在于对袁世凯个人做褒贬毁誉，也不在于标新立异为袁世凯做翻案文章，而在于探寻那一段历史中包隐着的更为深刻的背景，所以，文章中对在我们心目中一向形象光辉夺目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叙述就让我们始而惊愕，继而若有所悟了。唐先生强调，孙先生之任民国第一任总统实在良有以也，“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临时政府大总统之职位）应属孙文”。但孙中山先生也有其不足，在某些方面甚至与袁世凯正好双峰对峙，旗鼓相当。孙中山在解除大总统职务之后，四处游历、讲演，还难脱俗套，衣锦还乡，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争睹风采，颇得虚幻的风光。与“专抓实权”的袁世凯相对，孙中山“专搞理想”，他不知道他的建国方略必须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才能生根、发芽、结果。在被袁世凯以巧计任命为中国铁路公司经理时，他的理想是完成修建20万里铁路的伟大计划，最后一里路未修，而视察公帑却费尽无数，其理想之迂阔实不下于李白“白发三千丈”的夸张。宋教仁案发生之后，他在盛怒之下不听黄兴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主张，对法治极为轻视，又不体察己方实力，贸然宣战，最后兵败逃亡。就在袁世凯一步步走向绝对权力的巅峰之时，孙中山也在改造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民党涣散，所以有二次革命失败之事。但是他在党的宪章中强调党魁有绝对的权力，而每个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和袁世凯相比，相去到底何若？！中山先生在倒袁之时亦曾试图联日，若其事成功，则后果之严重与在“二十一条要求”上签字相比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了。
在唐先生的心目中，有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儒将，温厚的长者与真正的政治家，他就是黄兴。唐先生善用遮掩法，虽然着墨无多，但在该书中我们常常只看到侧影的黄兴无疑是一位现代中国政治家的楷模。黄花岗起义幸存的英雄，武昌起义实际的指挥者，以大义故坚辞不就战后最高职位，袁氏当国后留守南京，被一个烂摊子弄得焦头烂额而忍气吞声，宋教仁案发生后主和而用法律手段解决，流亡日本后反对孙中山改组政党时的不合理规定，时时以国务为念，为袁世凯通缉流亡时，深明民族大义，针对日本之不轨图谋公然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抗日”等等，唐先生虽然都故意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机锋藏焉，智者不可不识！唐先生强调现代主权者必须具有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而又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既能从善如流，又能力挽狂澜，既能有利有节，又能坚忍不拔，既能顾全大局，又能坚持理想。筹安会六君子之流，因革命情势一时挫败，就纷纷转戈调头；美国政治学学者古德诺不明“文章不与世事同”之理，不问中国之实情，纯依理论立论，最后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可笑的一笔。能当之者，其唯黄克强乎！
唐先生写历史著作不仅仅是叙述历史，还（用一个时髦的词）拷问历史，不，应该说是拷问自己与读者。在书中，唐先生常常浮出历史的水面，或冷嘲热讽，或陷入沉思，或思乘千载，或比较东西，其潜在的用意都是要把历史向我们敞开。与今日越写越厚但却越来越空洞，越来越呆板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本书的篇幅不算大，但是他留下了许多亟需读者深思的问题，兹不一一列举。依愚见，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制中国、发生转型的启蒙期，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用什么去填补那个政治真空？唐先生书中有一节叫“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让人一读之下沉痛异常。我们感觉到历史的轮回的宿命一直驱之不去，萦绕在我们民族的上空，盘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作者：王鲲
六、
| 平实而深刻 知人而论事 ——读万青力著《李可染评传》 | |
| 任道斌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北京求学，闲时去王府井大街，那里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画廊里李可染先生的作品。那宣纸上的牛，须毛毕现、肋骨可辨，忠厚踏实、憨态可掬，水墨淋漓而又恰到好处，使我联想到插队岁月中朝夕相处的江南水牛，故而注足流连不已。而李先生笔下那漓江山水，更是寄清秀于水墨氤氲之中；黄山奇峰，则是寓雄俊于烟云变灭之间，画出了中华山川壮丽的魂魄，诱惑我后来去了桂林、黄山。我常常在想，李先生取名“可染”，仿佛宣纸在他的笔下，就可以染成美丽的画，真是名副其实，妙不可言！因此，了解李先生的艺术生涯，也成了我久萌于心的愿望。 |
为改良主义者，把王安石所奉行的政治道路称作改良主义道路。在这
本书中突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
足”精神，认为这虽是保守派指责王安石的话，实际上成为对王安石
最真切的传神写照。1972年，为适应当时“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
的需要，出版社请邓先生对其旧作作一些修改，写成新的《王安石》，
经过一年的努力，印出了讨论稿，各方面讨论的意见集中在，书稿缺
乏“时代气息”，具体而言，即认为对“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
反映得很不够。为了吸收这些意见，邓先生对全书稿做了一番修改，
经审查通过，曾两次印行，印数达95，000余册。
打倒“四人帮”以后，为了拨乱反正，出版社又找到邓先生，要
重印《王安石》，提出要加以删削和修改的，正是以前要邓先生补入
的有关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的那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句和段落。
这个修订本对有关史料的发掘、梳理、排比、校补、拾遗、注释做了
大量艰苦的工作，解决了王安石研究中最难解决的史料问题。因为，
《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既有遗漏，又混杂了别人的诗文；
王安石的重要著作《字说》、《周官新义》与《熙宁奏对日录》等早
已失传；现存宋人文集或史书中，竟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
状、墓志之类的文章，甚至片断的征引也难见；守旧派对王安石的攻
击、诽谤的文章、书信，比比皆是，如邵伯温《闻见录》，以假乱真，
颠倒黑白，影响很大。
邵伯温捏造政治谣言，说王安石在宋辽争地界的交涉中，提出过
“欲取姑与”或“以与为取”的主张。这一谣言经元、明、清诸代，
众口一辞，积重难返。邓先生纠正了这一流传已久的无耻谰言，使强
加在王安石头上的卖国罪行，得到昭雪，扫除正确评价王安石的一大
障碍，这是邓先生研究王安石的重要贡献。
邓先生《王安石》修订本澄清了许多有关王安石的久悬未决的问
题，如第67至68页，论证《兼并》与《寓言》两诗的寓意并不是自相
矛盾的，指出《寓言》“乃复以挫兼并为非”乃是一种误解。正确地
阐述了“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的真正含意。再如第74页指出：
“当时盛传，王安石只把《春秋》当作‘断烂朝报’，所以不把它
‘列于学官’。这传说并不确实。”还有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的原因，
并非如当时官僚士大夫所哄传的，是因为与吕惠卿互相倾轧所致。修
订本对此作了详细剖析：一则与皇帝变法的态度有关，再则在变法派
内部，出现许多矛盾，吕惠卿在王安石二次拜相以来，立异之时多，
协力之事少。王安石勇往直前的精神，消磨殆尽。修订本对“人言不
足恤”，也作了精辟说明：“人言不足恤”或作“流俗不足恤”，修
订本第49页指出：“司马光把王安石形容为一个‘必欲力战天下之人，
与之一决胜负’的人，把‘人言不足恤’曲解为‘拒谏’、‘遂非’
和‘执拗’，朱熹又把它曲解为‘违众自用’和‘足己自圣’，显然
都是颠倒是非的恶意诬蔑。”王安石的许多决策，是在群言堂商讨制
定的。“人言不足恤”是针对司马光一类人物而言，像司马光那样的，
“其人便是流俗之人，其意见便是流俗之见”，这种流俗之人的流俗
之见，王安石坚决不予理睬。
邓先生逝世后，其女儿邓小南同志赠我《王安石》一册，此书于
1997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37千字，较之修订本多出58千字。是
邓先生第四次写出的《王安石》（以下简称新本），与修订本相比，
完全不是旧作的翻版，从目录到内容，变动很大，修订本从《北宋建
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讲起，新本则删去此章，
而从执政以前的王安石讲起。修订本虽有《执政以前的王安石》，仅
有两部分，一为读书、旅游、任地方官吏，二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新本则增至四节，子目多达15条。从章节到内容，新本焕然一新，内
容更充实，分析更详尽，如果说修订本是成功之作，那末新本当属精
品了。
新本之新，贵在除旧。邓先生应约写的第二本《王安石》，其中
有一些污染因素，照邓先生在新本序言中所说，其中所搀入的有关
“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污染因素，虽在修订本中有所清除，
但仍有残余，应当继续加以清除，彻底地清除。除旧愈彻底，布新才
有可能。这一目的在新本中是实现了，这是邓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四写
王安石的目的之一，而更重要的目的则在“为求清除所有积淀深厚的
污染，改变千百年来所铸成的对王安石的那些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
的本来面目。”邓先生对于和王安石同时或先后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
一些人物，分别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与王安石的为人和为政进行了一
些必要的比较，邓先生将王安石与司马光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了这样
的结论：王安石既有军政韬略，又有施政才能，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
司马光既无军政韬略，又无施政才能，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宰相。这是
实事求是之论，这类论述贯穿于全书，凡遇不实之处，一一加以纠正。
修订本的书名全称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新本
则改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先生所论述的只限于王安石的
政治举措在历史上能起积极作用的方方面面。邓先生研究王安石，思
想明确，主题清楚，对有关问题的解决是很透彻的，修订本第49页：
“就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来说，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援法入
儒’的人。”下面紧接着的论述，显然把王安石描绘成一位法家了。
在新本中找不到这一大段了。只就“三不足”论“三不足”，指出它
“发扬了我国思想家们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我国的思想史上也增添
了一笔具有永恒光辉和现实意义的精神财富。”这样的修改较好地体
现了学术专著的本色，也摆脱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缠。新本第71页：
“王安石的富国强兵的主张，乃是直接从先秦法家的治国安邦之术中
学来的。”具体是指王安石取法于商鞅的精耕战之法与吴起的富国强
兵。邓先生对王安石的改革思想的来龙去脉发掘得深入，论述得细致，
是许多研究王安石的学者所望尘莫及的。
邓先生四写王安石具有极其深刻意义。一方面显示邓先生对专业
的无比热爱，对学术研究的执著，对国家人民严肃负责。另一方面，
对后学者有着许多有益的启示，从事学术研究，道路往往坎坷曲折，
必须勇于探索，勇于开拓，勇于进取，勇于改正错误，勇于坚持真理，
邓先生在治学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勤勤恳恳，锲而不舍，
年近九十尚孜孜不倦地修改自己的著作，令人钦敬，令人感泣。
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
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 <>九悲壮的云南修路史 西部的开发越来越引人注目。开发的先行是修路，公路和铁路。于是西部的“路”就引人注意。而西部的路，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的。早就听说作家彭荆风在写一部关于滇缅铁路的作品，前几天在书店里见到了，书名为《滇缅铁路祭》。站在架前翻看，第一章标题为《地图上无法找到的铁路线》，那就是说，现已不存。他说他“像个考古学者那样”到荒野里和档案里去寻找。我明白了，为什么说“祭”。他还引张孝祥的词：“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我就想读一番，虽然我对云南省所知甚至少，对铁路建设的事也没什么兴趣。就在书店同一个架上，我还看到有一册《血路》，是记“滇缅公路”的。这“滇缅公路”倒是大名鼎鼎，早有耳闻。因为那里有抗日战争中“远征军”的战斗史。这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作为《旧版书系》的一种重刊的。一公路，一铁路。我想，要长点知识，买下吧。 军阀是中国二十世纪前期的特殊产物，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军阀史研究明显地存在着特定时代的局限性。《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雒春普著，湖南岳麓书社近代名人幕府丛书之一种，14.50元)一书力求新意，在对历史人物——特别是曾经被否定过的历史人物评价上，保持了较为冷静的态度，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努力的探索，对于处在复杂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政治选择，有持平之论，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散木
作为一种历史资源来研究和认识的民国历史人物中，山西阎锡山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军政首领（仅仅称之为“军阀”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这个“独特”的人物，雒春普女士在她的新作《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一书中称：“在波诡云谲的旧中国政治舞台上，‘山西王’阎锡山是主持山西省政三十八年而不堕的‘不倒翁’，成为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绝无仅有的地方实力派”。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大惑不解，或者还可以成为民国史上的一“谜”——我记得“文革”结束后历史研究逐渐恢复正常，1979年荣孟源先生等就特意到太原邀请一批老人座谈，寻求解答“阎锡山为什么能在山西维持近四十年的反动统治”的“谜底”。当然，那时这些经过沧桑鼎革的老人们未必能够马上直抒胸臆，不过，在五条答案中，给我留有较深刻印象的是，阎有“统治办法”的政治智慧；他“以‘我’为中心、以‘存在’为第一”的政治哲学；“掌握经济和人事等权力”的驾驭术等等。如果我们再追问阎锡山与其他中国历史上绝不鲜见的武人和军阀侪辈何以大不相同（他出身于武人，但绝非一个赳赳武夫。如果我们要出版中国过往的政治家文集，我相信他的著述部头要排在前列。他是一个对理论非常执着的政治家，有“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土地村公有”等等的“理论”。张作霖、张宗昌辈，可有如此的“建树”？张稼夫说：“他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但他既非是只知炫耀兵力的赳赳武夫，也不是尸位素餐的官老爷。他遇事肯动脑筋，好出‘点子’，而且事必躬亲，务求实效，较少官僚主义。”）？不同在何处？雒女士接着还说：“这不仅取决于他特有的政治经济天赋和山西独特的封闭型行政地理环境，而且与他‘善用人为’、在身边积聚了一批党、政、军、经、教各方面的人才，逐步形成组织、经济、军事等专门性班底不无关系”。显然，这样分析和研究阎锡山突破了我们长期脸谱化和贴标签式的历史研究惯式，更加深入传主的本质和特点，得出的结论也为人所信服。
“善用人为”不过是阎锡山的一个方面，对于这个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认识其实还有许多盲点。在我从事地方史工作时，曾有过这样的印象：很多山西的老革命和老干部对“阎锡山现象”饶有兴致，当年在晋绥工作的张稼夫提议并委托范若愚组织编写大陆第一本《阎锡山评传》，就特别属意于阎的特点：处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为求生存和发展，取“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哲学，推行异乎于别地的特殊政策，在表里山河的山西自成体系（最为人引为谈屑的，就是窄轨的铁路），所谓“保境安民”、所谓“用民政治”、所谓“六政三事”、所谓“模范省”、所谓“守土抗战”以及“牺盟会”等等，这是不能一味否定的（更不要说其曾主张的联共抗日以及山西抗日局面的形成了。懂一点历史的都知道：没有山西、没有山西那几个抗日根据地，也就没有新中国了）；近代中国以政治纷争、军阀混战为基本场景，百姓为之所苦，亟求休养生息，甚或稍得喘息而已，而阎能脱颖而出且始终不倒，使山西百姓少受战争蹂躏，也是不容忽视的；自然，这中间，“阎锡山经历过中国近代政坛上的风风雨雨，三十多年几经沉浮，始终不倒，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地方实力派”（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山西的退保一方端赖其“政治智慧”的高超，所谓纵横捭阖，朝秦暮楚，统治一省近四十年，堪为罕觏；等等。
说到幕府，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近年来史学界中对此多有关注（清朝权势人物的幕府和绍兴师爷等都有专著出版）。雒女士条分缕述阎锡山“用人之道”、他统治山西的基本“班底”和幕僚侍从人员以及分领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人才，取材丰富，要言不烦，显然是经过长久的写作准备的。雒女士曾与人合作出版有百万余字的《阎锡山全传》，同她的新作一样，都是力图摆脱陈旧意识形态窠臼、以史实说话、评骘人物亟求公允的力作，有这部书的“垫底”，再细致研究传主的“用人之道”，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这里，我只说说读后的感想。
幕僚制度，大概回溯上去可达上古夏商的“家臣”和两周的“命士”，即使后来有了现代人事行政的铨叙制度，它仍然是我们熟悉的一种政治现象。血缘、地缘、业缘，是任何一个持有权力的政治人物网罗其干部队伍、组织其思想库和智囊团时必须考虑的“三缘”，它的遴选、组成、活动和作用，俨然有其规律在，或者说是共性。这个共性说白了就是中国政治前现代——从满清幕府和国民党蒋介石幕僚时代的传统因袭嫁接“马基亚弗里”、效忠个人、以党治国种种因素之使然。正如大凡中国政治家都必须接受曾国藩的理论熏染一样，他的一句发自内心的体验让他们共鸣：“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在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婪退缩者昂首而上腾，而高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所以，大凡有了政治框架和构想之后，一支得力又效忠的干部队伍问题往往是最重要的问题，蒋介石当年“班底”中的黄郛曾力谏“储才”，以为“旧时政治家极重幕僚，新式政治家更需智囊，以补一人精力经验知虑之所不及”，这不过是说出一个很平常的道理。
在这一方面，蒋介石也好，阎锡山也好，他们都没有什么区别。血缘与地缘，蒋有“四大家族”以及“会说宁波话，就把洋刀挎”的口碑，阎也有山西的“小四大家族”（阎、梁、徐、曲）和“会说五台话，也把洋刀挎”的彼此彼此。至于业缘，两个人都出身戎伍，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从事倒清革命，他们的“班底”也就同样从中觅得。很多方面他们都难分高下：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曾追慕西方而欲使中国政治步入正轨而现代化，阎锡山曾称“中国四千年来君位传子专制的家天下思想，不只铸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碍了物质的发达，中国的贫穷实以此为根因”（《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这个体会的确精到，但是后来他们都熟稔并得心应手于旧的“游戏规则”。有时候阎更是惨淡经营：特殊的地缘政治使他形如一只老狐狸，处各方政治势力的包围之下，学会韬晦是他的基本功（孙中山曾嘱其与北洋势力虚与委蛇，借此保全一北方革命据点），后来虽其贵为“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国民党五大军事势力的蒋、阎、冯、李、张），以及占据华北、奄有平津，但在一个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因袭和学习苏联领袖独裁的中国政治背景下，他的一切都是可以既来之又去之的，于是，中原大战失败后的阎锡山如履薄冰，本能地，他需要一支贴心又不乏效能的幕僚阁员队伍。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谁拥有最好的幕府，谁就是中国政治的赢家？取这一视角，阎锡山只能望蒋之项背而已（雒书中没有采用比较的方法。其实如果对比一下他们双方的幕府人员，也是饶有意味的）。这不是他的无能或不作为，反之，他太兢兢业业了。他事无巨细，宵旰忧劳（赵超构先生抗战时采访阎锡山，抄录了一份他平日的日程：“晨4时起床，早餐后写训话，5时半开朝会。6时半，到训练班训话半小时。7时到10点，批阅公文。10点钟，再进早餐。11点到12点睡午觉。12点到1点，看国内外的广播新闻。1点到2点，会见宾客。2时正，进午餐。2时50分至4时，会客或办公。4时至7时，主持各种会议，经常每天主持四个会议。7时正，进晚餐。8时至9时，处理临时发生的紧要公事。睡觉的时间不一定，早则9时，晚也可以迟到11时”）；明察秋毫，他对每个“高干”的长短都清清楚楚，按能任用；凡军人团长、文人县长以上的官员必须经他亲自传见和审查；他苦心划分“山头”，以地缘在干部中搞平衡和牵制；他用种种办法对青年干部表示赏识和提拔；他力避山西局促娘子关内“信息不对称”的闭塞习气，延揽人才，延请名流讲演和讲学（康有为、胡适、杜威等等）；等等。但是，这都枉然，这似乎是他的劫数：地缘政治已判定山西不可避免走上衰落之路，如果说中国文明曾率先于黄土高原烂熟，中古以降这重心已经迁移至南方的长江，随之人才的储备和爆出又不得屈让之，进入近代以后，西潮拍岸，得领风骚的弄潮儿更由沿海而向沿湖沿江伸延，迨至南京政府取代北洋，中国政治版图变化，人才南下已是定势，纵阎锡山有回天之力也不能挽之，他的几次冀望背靠山西而耸动天下的举动（如中原大战、西安事变中接蒋赴晋的如意打算等）都成为笑柄。
山西的地位、阎锡山的处境，让他又开辟了指导其一切行动的所谓“二的哲学”，那其实就是主张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似乎很不高调，很是机会主义，但也不乏“政治智慧”。“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这是阎锡山的体会。于是，他的“矛盾论”就刻意“合二而一”：“他认为矛盾的两方是两个‘一’，两个‘一’‘对销’了，就会出现第三个‘一’，只有这个‘三一’才是‘真一’，才有‘存在的权利’”（薄一波）。所以，当山西的处境显得微妙时，即投降日本、迎蒋入晋都会危及其存在，他自己又做不成抗日、拒蒋时，就毅然敦请薄一波“晋才晋用”，既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动员能力，又用山西的旗号获得“双赢”，这一决策后来证明是极富政治眼光的。一如山西人的爱喝醋，是山西水土碱性太高，须以酸性物质中和之，在矛盾中求生存是他的当务之急，从给定的地缘政治中，自然形成阎氏政治哲学的“轻功”。后来南京政府苦于应对国难，据说也是阎氏建议，对日方针应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蒋欣然采纳。蒋介石曾称阎是晋文公，“谲而不正”，其实若论蒋氏的治术，诡谲岂让阎氏半分？
阎锡山的用人方针也与蒋介石有极相吻合之处，他有核心组织（“同志会”等），也有“铁杆”（如军队中的“十三太保”），又分立派系（早年是赵戴文对南桂馨，后是文官梁化之对武人王靖国，文官中又有李江对邱仰浚、梁化之对薄右丞，武人中又有王靖国对赵承绶），使之彼此牵制和监督，他居间坐享渔利。不明白的还以为派系繁杂不能精诚团结，是他愚鲁，如老山西的民谣所吟唱：“十三个高干哄的一个老汉”，明白的却认为“老汉的心算，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倒是“一个老汉哄的十三个高干”。果然恨起来他就对人讲：“告诉你们，不要把我当汉献帝看待！”此外，像掺沙子啦，排除异己（如辛亥革命时崛起影响到其权威的一批人）之类，他都精通。作为领袖，他更忌讳自成局面和携怀贰心之人（如外省人的商震、陈长捷，本省人的徐永昌、傅作义、李生达）。《新民报》的赵超构先生战时访问山西，一番观察之下就得出“山西的组织好像特别复杂”，而“所有的组织，是以阎先生的人格为中心的组织；所有的工作，是以阎先生的理想为骨干的工作”的结论，他窥出“三十年的时间，造成了他深植在民间的地位，而后来受他提携的干部，无疑的都和他有着历史的关系”（《延安一月》）。
“二的哲学”，很重要的一面是阎锡山求贤若渴于中共干部和左翼学人（薄一波、杨献珍、徐冰夫妇、张友渔夫妇、侯外庐、杜任之、邓初民、温健公、许德珩、张申府、黄松龄、杨绍萱、王思华、梁寒冰等都曾受请赴山西），甚至容留被中共开除的张慕陶等（这很相同于一水之隔的张学良。其“班底”也有一支“前中共”的人员如黎天才等）。处特殊的地缘政治下，他甚至提出可以与当年蔡元培北大办学相类的宗旨：“学术自由，真理战胜”，于是，曾经一时，太原途中学人仆仆于道，各种学社与刊物相继出现。这比如阎锡山欲釜底抽薪解决“民生”问题的土地改革，就敦请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清华教授吴景超、蒋廷黻来讲学（雒书中也没有述及之，这可能是碍于体例。不过，阎锡山能向异党和各方人才汲取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这实在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特点，当年赵超构说：“他的吸收新思潮，适应和进步的精神也是可佩的”）。
胡适当年到山西讲学，曾感慨“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地人，不能招用客卿，也是因此。……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划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决不够用”。在今天，困扰山西的还是这个语境，这就不能不让人再复感慨之（恰好读了《南风窗》上议论今日山西困境和颓势的文章，怅然良久）。后来，胡适以及许多人都把“阎锡山”当成了山西的符号，成了山西人保守、守财、颟顸的象征，那么，我以为：对今天的山西来讲，大概还有“走出阎锡山”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重新认识和解读阎锡山。
赵诚
雒春普《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是岳麓书社推出近代名人幕府丛书中的一种。民国时期，山西没有通都大邑，又山川阻隔，交通颇为不便，可谓闭塞之地。阎锡山执政三晋近四十年，使山西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一定聚集了相当的人才。笔者作为晋人，阎锡山的传记读过几本，其中包括美国人写的。但从他周围人才群体的角度来看阎锡山的为人、处事和作为，该书是第一本。其次，近年大陆关于阎锡山的评传只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层面，未能使人洞悉其思想和文化渊源，也未能更多地涉及他与人共事的相处之道。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欠缺。
阎锡山是近现代历史上一个著名政治人物，这本书在对阎锡山的描述上，多少有些跳出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的迷雾，本色还原的味道。
阎锡山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除去国共之争不论，在其执政期间，山西省从传统的封闭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阎锡山的积极历史作用，可圈可点。其中建立义务教育，兴办现代学校，提倡植树，发展公路（阎在美国红十字会和华义赈会的协助下，1929年在山西修通了一千多公里的公路）、铁路、电讯，建立钢厂、化工厂，组建军事工业，大力发展实业，推行村民自治的村政建设，军队屯垦，广泛建立各种社群组织对民众进行国家现代化动员，这些努力都是当时社会所急需，而且多数都是卓有成效的。1936年11月他领导下的晋绥军绥远抗日战役大捷，全国士气为之一振。西安事变时，主张和平解决，全国瞩目，符合当时中国的大局需求。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曾亲临前线布防，在忻口等地组织战役阻击日寇，在平型关和忻口战役中，率先开始了国共军事合作的共同抗日之路，引进薄一波等共产党革命青年组织牺盟会动员山西民众抗战，帮助共产党建立根据地，这些符合民族大义的重大举措是有诚意的。
顺便插一句。很多后人说阎锡山修铁路用窄轨是为了闭关自守。这种指责或许有非学术的因素，但更可能是不了解情况。山西的第一条铁路正太路就是窄轨铁路，是清末法国人修的。1903年开工，1907年10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全线竣工通车。这条路用的是法国一米窄轨，当时盛宣怀曾反对用窄轨，但可能与这段穿行于太行山崇山峻岭之间的路基、施工技术难度、投资都有关系，最终还是修成窄轨。这条路由法国企业联合公司管理，运费极高，使山西经这条路运出的煤炭价格昂贵到极不合理的程度，山西煤炭工业无法发展。1932年，这条路归南京政府管理后仍沿用法国人的高运价，致使在山西矿井卖价每吨二元五角二分的煤炭，经这条铁路到了汉口等城市时每吨价格涨到十八至三十元，是国内平均价格四元六角一分的三点九到六点五倍。这些和阎锡山根本无关系。正因山西省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所以阎力排官绅“工程浩大，花钱太多”的众议，坚持修同蒲铁路，把山西的煤、粮等商品送出去。但苦于资金有限，要节约成本，才从德国购进了一公尺14．5公斤的窄轨，相应枕木、隧道、桥梁、路基、火车头、车厢都便宜，枕木和部分运货车厢可自行生产，才达到经济、适用和节约的工程要求。当时为了节约资金，信号设施、道闸起动都是以手工操作代替气刹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以一省之力，修成一条纵贯全省的862公里的铁路实为奇迹。这条铁路总造价1650万元，是标轨铁路造价20％，当时，阎向中央政府承诺，“将来拆除窄轨，由铁道部改修宽轨”。而且据1936年11月28日《中国周报》记载，阎当时在黄河上修了一条铁路桥，把同蒲铁路与陇海路联系起来。这座铁路桥可能抗战时被炸了，当代人鲜有知者。同蒲铁路的运价当时在全国是较便宜的，迫使正太路也向下调价。但铁路运营利润颇丰，最初，在太原到介休段通车后，年利润就到了百万元，为进一步发展山西省的铁路奠定了资金基础。可惜日寇的入侵，使这一切发展的希望都化为泡影。（美·唐纳德·Ｇ·季林《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第180～183页）
阎锡山掌晋时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颇为特殊的时期。辛亥革命后，正值传统的皇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初期。与民主政治相配套的民主政治文化、民间社会即民间的自组织化力量，还未发育成长。也没有发育出联系密切的全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精英层的政治文化认同和军队这个组织化力量成了全国社会整合的最主要的纽带。传统的价值体系中，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皇权。在皇权已式微，而民主的政治文化刚刚萌芽，需要全社会精英层精心呵护方能成长之时，袁世凯暗杀政敌宋教仁，开了破坏民主政治的恶劣先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依靠法治还是依靠武装斗争的历史关头，选择了后者。从此精英层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出现了分裂。转入专制与民主、帝国与民国、党治与法治、训政与宪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是投票箱里出政权的长期对峙。皇权已逝，民权不张，精英层对政治文化认同分裂，民间力量未能很好成长，也只能由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和部分传统价值观维系的文化上的认同，填补这一特殊的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的凝聚力或说“整合力量”的真空。当时中国只有握有军事力量的政治力量才能统领一地，社会形势使然也。被称为“军阀”的阎锡山，事实上是以权威主义军事强人面貌出现的政治人物，必须放到这一历史环境中去理解。
从本书所披露的阎锡山与赵戴文各类通讯文稿中关于思想文化的讨论可看出，这两位早年留日的革命家，不但都有使中国走上现代国家的追求，有民主进步的理念，也有传统文化对他们人生态度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阎锡山在丧父守制时，两人关于智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三个问题的讨论，可见出他们相当有儒学修养。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戴文不但儒学修养深厚，对佛学亦有极深的理解。这些学养都化在他的做人做事，人生态度上。做事以国家大局为重，做人正直清廉，淡泊名利。弥足珍贵的是书中所录多年来从未面世的，赵戴文1943年9月临终时《希望世界和平之遗言》，对今后世界局势、人类社会走向和国家大政的方向，表现出的深刻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如“此次战后全世界各国必将重建国际联盟，组织公共政府……”“观察世界将来，盗主时代行且过去，民主时代即将来临，所谓民主时代即由小康入大同之阶段也。”他主张土地改革，清除贪污弊政，“小康时期阶级未泯，国之贫富亦不相同，生活水准虽难齐一，惟执政人士，务当豪奢必戒，贪污必除”。这些话出在1943年9月二战还在进行时，其眼界和精神境界不须多言。阎赵这两位早期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尽管都认同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但在相处上，甚至在主观意识上也认同了潜在的君臣关系。这可理解为从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走出来的人，从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过渡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象。赵在重大问题上对阎能犯颜直谏，更能与老友共患难；居高官一直保持清贫书生本色。这本书中再现了一个场景：1942年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七十六岁的省主席赵戴文银髯飘飘，在吉县克难坡给山西省政府军政人员讲经，讲忠义之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最后在吕梁山麓，黄河岸边，六百人高声朗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声震云霄的情景，至今让人感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走向现代社会的生死存亡的关头迸发出的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壮。
阎锡山个人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著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在当时多数地方实力派损公肥私的时代，阎锡山廉洁奉公，在当时实属难能。后来代表中国参加盟国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受降签字的徐永昌将军在1932年与仍对中原大战心存芥蒂的蒋介石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他肯花钱于公家这一点上看，阎亦是比较清廉，若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来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第150～151页）
阎锡山能团结周围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想干一番事业，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他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难能与很多人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
这本书不但介绍了阎锡山聚集的政治军事人才，特别介绍了他倚重的金融、商业经营、工业生产、科技研发等方面的一时之俊彦。其中实业干才徐一清与阎锡山关于银行、民间资本和工商业关系的对话，反映出徐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接近达到前两年在中国出版了《资本的秘密》一书的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对资本的理解。徐在回答阎“办实业既然有利，那银行为什么不自己办实业呢？”时说：“银行自己办实业，银行可有多少资本！还是老百姓比银行的钱多。我们要想办法，让老百姓看到办实业既有利又可靠，他们就会把箱子里的钱拿出来。这样社会上钱就多了。钱这种东西，放在箱子里就是死宝，在社会上流通就变成活宝了。”（第298页）而索托认为“大多数穷人已经拥有了成功地创造出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资产。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穷人也有积蓄。实际上，穷人积蓄的价值巨大无比，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自1945年以来所接受的全部外援的四十倍”。问题是让这些“僵化的资本”有能够证明自己产权的表述权，方可进行投资（《资本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第5～7页）。而徐当时已看到民间有巨大的资本，而且要“想办法”让他们投资，变死宝为活宝。
抛开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选择中国发展模式上不同道路的政治分歧，阎锡山最为当代史家所诟病的举措是1930年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在阎个人政治生涯中的确为一大败笔。在连年战争后，国家需要养元时，为了政争发动内战，涂炭生灵的确不足取。但史家应以史迁为模，不宜落入以成败论英雄的俗套。过去蒋氏国民党讲到这段历史时以成王败寇的笔法冠之消灭“新军阀”，只谈利益之争，不谈理念分歧。实际上，从1927年到1931年，特别是1929年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大”后，到1931年宁粤战争，国民党内的反蒋斗争是在反独裁的民主旗帜下进行的。当时除了政军界反蒋，知识界领袖胡适在1929年蒋颁发训政“约法”后，发表了重要文章“人权与约法”，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训政，指出人权、宪政、多党政治、法治才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之道。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阎个人的政治抱负、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关于为政方略的缓急之分，及当时中央与地方的非蒋派系对蒋政治上专制独裁的不满，都是中原大战的原因。战败并不能说明失败一方的政治诉求不包含合理性，这本书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仍有很多可深入之处。
有学者著文感慨，美国人因打了一场兄弟相残的内战，至今还在伤痛和反省。而中国的内战史不绝书，每次骨肉相残之后，还向对手身上泼上大量的污水、涂料，再进行彼此精神上的二次相残，让真相在历史的尘封中面目全非。往日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随着这段历史的远去，希望人们会更客观地释读这段历史。
一读，读得我心潮澎湃。两书都写得好，文采飞扬，给人以悲怆和壮美之感。说起这两条路，还是铁路在先。远在清末，1903年，云南各族人民在与帝国主的抗争中，已经开始考虑修这条铁路。不过，两路都是在抗战开始才真正干起来。大体都在1938年～1943年间进行的。可以说是民族存亡的关头上的斗争。请看彭荆风书里举出的一个数字是多么怵目惊心：1938年，“由于日寇的入侵，华北、华东、华中南总长11500公里的铁路，沦于敌手的却达9100余里”。沿海港口全入敌手，外援无法进入。仗，怎么打？所以国民党政府也要修路。云南人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修路，同国外联接，以便接受援助。这就是当时的背景。所以现在读来最动人的也是当时在那么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的干劲。不管那一条路，都没有像样的机械。全靠人力，用洋镐、铁锹、竹背篓，用做爆竹用的黑色炸药，开山铺路。请想，开的是横断山脉，穿过的是怒江、澜沧江。请看公路上轧路用什么。现在的轧路机是太普通了。那里只有石碾。再请看石碾怎么做成，怎么运上路。《血路》是当时修公路的老总谭伯英写的，再真实不过了。他说：“使用锤子从巨大的石灰石岩上手工切割制成大石块”，再雕凿而成。一般是1．8米高，三五吨重。在荒山野林里，成百劳力拉一个石碾到公路上，这“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叙事诗”，“许多恐怖的故事就发生了”。但是，这条公路只用了9个月就修通。它震惊了世界。铁路修了几年，也是在不可想象的艰苦中进行的。那时，人们说，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留学回来的专家很多，（有的人一直工作到新中国）有大批大学生投入。人们也说，就是缺器材。人们也是不得不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建造铁路。当时搞测量的人“只有罗盘、水准仪、气压表”等最简单的工具。而且人们在饥饿、疾病、死亡的威胁下干活，在冰冷的河中涉水穿越。到1942年，铁路具有一些规模，公路可以运输而正在继续修理，但是日寇攻占缅甸，逼近中国。铁路、公路一旦落入敌手，后果更不堪设想。于是，国民党政府下令炸毁。5月12日和5月15日两次急电，命云南省长龙云和交通部次长曾养甫，立即炸掉两路，刻不容缓。这次是给现钱，每公里5000元法币（全炸毁者（或3000元法币（半炸毁者），而且拨来了修路时不见的军用黄色炸药。规定5月20日至6月15日一定完成。于是出现了“挥泪破路”的场面。此情此景，何以堪之。
这两部书，彭荆风之著是考史详尽，影印当年文件若干。《血路》主要是谭伯英的《修建滇缅公路纪实》长文则是个人所见的记录。我很欣赏谭伯英的文章。我举一例。《纪实》共12章，其中第八章写怒江之“怒”容，尤其它的“怒”声，在文学作品里也很少有这么传神之作。第九章《滇缅公路纪行》是一篇美妙而独特的游记。写公路所经各地，风光、民俗，尽收眼底。各族人的特点也比较而写，写得活。我以为，宣扬各地旅游风情，这篇实足参考。还有，研究环境污染问题的人，也可看看七十年前西南地区自然状况是如何之美。
(《滇湎铁路祭》，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14．00元)
一部注释详明的褒贬义词典
在目前已出版的汉语语文辞书中，着重于词语理性意义的词典可谓比比皆是，但专门分析词语的褒贬意义及用法的词典，却少之又少。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９６年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及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郭先珍、张伟、刘缙、王玲玲等四位老师编纂的《常用褒贬义词语详解词典》，是这类词典中较好的一部。
这部词典共收录了现代汉语常用褒义、贬义词语１１００余条，包括双音词、成语、惯用语和少量谦敬辞，并且对其中的６７０余组近义词语和易混词语加以辨析。词典尽管收条不多，但却是一部“详解”词典。它是以解说详细见长的。这部词典有特点的注释项目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标注感情色彩和词性。词典首先标出了所收条目的褒义、贬义，注出了词性，凡成语、惯用语、谦敬辞等，也用一定的方式加以说明。
二、指明具体的感情色彩。词典不只是笼统地标出所收条目是褒义还是贬义，还进而对褒贬义做了进一步的分类。比如，将褒义分为赞扬（称赞、赞许、赞美、赞颂）、喜爱（喜悦）、敬重（尊敬、庄重、郑重）、谦逊（谦虚），等等；将贬义分为憎恶（憎恨、厌恶）、贬责、批评（批判）、鄙夷（鄙视、轻视、轻蔑、蔑视），等等。这一点是一般同类词典所不具备的。
三、说明每条词语、每个义项的适用范围。比如，“夸耀”的适用范围是“故意显示个人的能力、地位、功劳、权势以及资财、外貌等”。实际上，人们有时误用含有褒贬义的词语，对词语的意义了解不够是一方面，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正在于不了解词语的适用范围。所以，可以说，这一项内容的标注，是这部词典的又一大长处。而这也是某些同类词典所缺少的。
四、比较详细地举例。词典的例子包括例语和例句两部分，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有关词语的用法和感情色彩等。其中，例语是按照该词语的语法搭配如作主语、作谓语、作宾语等等的顺序有序标注的，这对于读者准确使用有关词语也是很有益处的。
五、设立“提示”专项。词典的提示内容包括：
１．褒贬色彩、适用范围、语法特点的补充说明。比如：“贫乏”条说：“‘贫乏’如果形容自然界财富或物质生活，则表示贫穷的意思，不含贬义色彩。”“忠诚”条说：“‘忠诚’常用于对组织对人对国家等方面，‘虔诚’多用于宗教信仰方面。“中饱”条说：“‘中饱’适用于表示中间人以欺诈手段从中取利，‘贪污’适用于表示贪官污吏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挑剔”条说：“‘挑剔’常和名词性成分组合成动宾结构，常和动词性成分组合成状中结构……‘挑刺儿’是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
２．近义词语或易混词语的辨析。比如：“侵犯”条说：“‘侵犯’既可用于国与国之间，也可用于人与人之间，‘侵略’多用于国与国之间；‘侵犯’一般限于武力入侵。‘侵略’除采用武力入侵以外，还包括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干涉、颠覆和渗透。”
３．重叠形式。比如：“邋遢”条说：“‘邋遢’有两种重叠格式：Ａ里ＡＢ式，即‘邋里邋遢’……ＡＡＢＢ式，即‘邋邋遢遢’……”
４．词语搭配、常并列连用的词语。比如：“昂扬”条说：“‘昂扬’常与‘精神’‘朝气’‘斗志’‘志气’等抽象名词搭配。”“枯燥”条说：“‘枯燥’常与‘无味’‘乏味’组成固定词组，也可与‘沉闷’等词配合使用。”
５．语体色彩、形象色彩、情态色彩。比如：“慷慨”条说：“‘慷慨’和‘大方’是近义词，……但语体色彩不同。‘慷慨’多用于书面语，‘大方’多用于口语。”“妄自尊大”条说：“‘妄自尊大’为直陈式，无形象色彩；‘夜郎自大’是比喻式，有‘坐井观天’的形象色彩。”
在上述几个方面之外，还包括修辞方法、异形词语、是否惯用语等等。这些内容对于读者进一步掌握有关词语的褒贬意义和用法，都是很有帮助的。
六、设立“近义”、“反义”专项。词典标出有关词语的近义词语和反义词语，便于读者比较有关词语的异同。比如：“侵入”条列出近义词“侵略、侵犯、进犯、入侵”，“狡诈”条列出反义词“诚实、老实、忠厚”。
此外，这部词典还有多种索引。除所收条目的音序、笔画索引之外，另设辨析条目索引、褒义词语和谦敬辞分类词目表、贬义词语分类词目表。索引可谓全面细致，便于读者的多种检索。
１９９９年，在这部词典第二次印刷时，编著者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使词典的释义、例证等更为准确、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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